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盐城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细则的通知

盐政办发〔2009〕10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盐城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细则》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希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OO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盐城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细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保障以及其他社会救助工作中的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定行为，确保低收入家庭认定过程公开、公正、公平，根据省民政厅等十四部门《关于印发〈江苏省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的通知》（苏民发〔2009〕8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认定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本细则所称城市低收入家庭，是指家庭成员均具有当地户籍，人均收入和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低收入标准的城市居民家庭。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并共同生活的人员。
　　第四条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认定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认定的管理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认定的具体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委托，可以承担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认定的日常服务工作。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价格、公安、财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房管、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统计等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工会组织，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认定工作。
　　第七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认定工作机构能力建设，落实必要的工作人员和经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采取调配、招用等形式，配备必要工作人员。

　　第二章认定标准和内容
　　第八条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实行定期调整，每年公布一次。市区的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县（市）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由县（市）人民政府制定，并报盐城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九条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主要包括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财产两项指标，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统筹考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住房保障和其他社会救助的关系，按照不同救助项目需求和家庭支付能力确定。
　　第十条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指家庭成员在至少最近6个月内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包括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后的工薪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
　　收入的统计标准以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准，无论收入是补发还是实发，只要在调查期得到的都应如实计算。主要包括：
　　（一）工薪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按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工资总额范围）以及兼职、兼业收入和从事各种技艺、各项劳动服务所得的报酬。
　　（二）经营净收入：指个体、私营业主等在工商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合法经营取得的收入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等，可直接用于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收入。
　　（三）其他经常性收入
　　1财产性收入：
　　主要包括：
　　（1）投资收入，包括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有价证券股息红利收入、保险受益和其他投资受益。
　　（2）出租房屋等资产收入，将家庭拥有的产权房屋、车辆、土地等资产出租产生的收入。
　　（3）知识产权收入。自己创作、发明或者参与创作、发明、并归个人所有的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等带来的收入，专利人将专利权让给他人或许可他人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使用其专利所得的个人收入和非专利技术所有者将非专利技术有偿地提供、转让他人所取得的个人收入。
　　（4）其他财产性收入，指除上述之外的财产产生的收入。
　　2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离退休金、失业保险金、遗属补助费、赔偿收入、因劳动合同终止（包括解除）所获得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一次性安置费）、赡养费、抚（扶）养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接受馈赠收入、继承收入以及经认定应计入收入的其他收入。
　　3出售财物收入：主要包括出售住房收入、因建设征地农转非等原因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和安置补助费、拆迁安置房屋货币补偿收入和出售其他物品收入。
　　4借贷收入：主要包括提取储蓄存款、收回借出款、收回储蓄性保险本金、兑售有价证券、收回投资本金、其他借贷收入等。
　　5经认定应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收入。
　　第十一条家庭成员按照有关规定获得的以下收入不计入家庭可支配收入：
　　（一）优抚对象抚恤金、补助金、立功荣誉金和护理费；
　　（二）城市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三）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
　　（四）见义勇为奖励金；
　　（五）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离退休后享受的荣誉津贴；
　　（六）政府和社会给予的教育奖学金、助学金、寄宿生生活补助费；
　　（七）政府和社会给予的医疗救助金；
　　（八）因工负伤、死亡人员的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给的非因工死亡人员的丧葬费；
　　（九）依法不计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其他收入。
　　第十二条对工薪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对在职职工收入的核定，由职工所在单位劳资部门出具职工收入情况证明，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并经单位盖章认定。对连续6个月以上未领到或未足额领到工资的在职职工，按实际收入计算家庭收入。对兼职性收入等其他劳动收入，由个人诚信申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所从事的社会劳动情况评估确定。其中，属于在市场、商店、早市、夜市等商业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市场主办单位或管理部门出具从事经营活动人员收入情况证明，证明其收入情况；市场部门不能证明其收入的，由个人诚信申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所从事的社会劳动情况评估确定。
　　第十三条对经营净收入，由个体经营、私营企业者诚信申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调查评估确定。
　　第十四条对财产性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利息收入、股息红利收入、保险受益和其他投资受益，由申请人家庭成员诚信申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调查评估确定。
　　（二）知识产权收入、出租房屋等资产的收入，按照租赁等合同核定收入，合同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评估确定。
　　第十五条对转移性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离退休金。凭本人离退休金领取存折予以认定。
　　（二）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凭本人《失业证》予以认定。
　　（三）遗属补助费。凭单位开具的遗属补助费证明等予以认定。
　　（四）赔偿收入。凭人民法院调解书、判决书等证明文件予以认定。
　　（五）经济补偿金（安置费）。凭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文件以及发放证明资料等予以认定。
　　（六）赡养费和扶（抚）养费。赡养费和扶（抚）养费按照有关协议、裁决或判决的数额计算。没有协议、裁决或判决的，义务人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布的低收入家庭收入认定标准，可以不计算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义务人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布的低收入家庭收入认定标准，应将其收入高出部分的50%收入，平均分摊到每名被赡养人、被抚养人及被扶养人，作为义务人应给付的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计入被赡养人、被抚养人及被扶养人的家庭收入。义务人实际给付的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高于应给付数额的，按实际给付计算。
　　未经法律程序解除双方关系的家庭成员，其相互之间的赡养和扶养或者抚养关系、应尽义务等，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原系本地非农业户口、现在外地就读的大中专学生视为家庭抚养人口。
　　（七）提取住房公积金。凭公积金查询存折予以认定。
　　（八）接受馈赠收入。由被调查人诚信申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评估认定。
　　（九）继承收入。继承房产不列入收入，除此外的其他继承收入由申请人诚信申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评估确定。
　　第十六条对出售财产收入的调查评估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对出售财产收入的调查期限不受一年限制。
　　（二）一个家庭占多项出售财产收入项目的，应合并计算；其支出项目不能重复扣减，并由申请家庭进行支出举证，不能举证的视同没有支出；其收入剩余部分应进行分摊。
　　第十七条对借贷收入，由申请人家庭成员诚信申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调查评估确定。
　　第十八条家庭财产是指家庭成员拥有的全部存款、房产、车辆、有价证券等财产，由申请人家庭成员诚信申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调查评估确定。

　　第三章认定方法
　　第十九条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认定，以家庭为单位，实行属地化管理。
　　第二十条城市居民家庭在申请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或者其他社会救助时，应当提供家庭可支配收入、家庭财产等状况的证明材料，并以书面形式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认定其家庭收入状况的申请。
　　第二十一条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通过书面审查、入户调查、信息查证、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低收入认定的家庭至少最近6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调查核实。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申请低收入认定的家庭消费支出与其提供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对其相应支出进行调查核实。
　　第二十二条经申请低收入认定的家庭授权，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对家庭成员的可支配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查询。公安（户籍和车辆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保险）、房管、金融、工商、税务、住房公积金等部门和机构应当予以配合，提供有关资料。
　　各相关部门和机构应为申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财产信息保密，查询结果不得用于低收入家庭收入认定以外的其他方面。
　　第二十三条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为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低收入家庭收入标准的城市居民家庭出具家庭收入认定证明。

　　第四章认定程序
　　第二十四条低收入家庭的认定程序：
　　（一）由户主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报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时必须同时提供如下材料：书面申请，房产证、公房租赁证等家庭住房状况证明，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身份类证件及复印件，收入类证明，婚姻状况类证明，家庭收入及财产状况核查委托书以及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社区受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委托，对每位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核实并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无异议的，由申请人本人如实填写《盐城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审批表》，申报家庭各项收入的详细情况，连同其他证明材料一并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三）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成立5-7人组成的低收入家庭调查评估小组，根据申请人申报的收入状况通过入户调查、信息查证、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就申请人家庭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是否符合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进行核查初审，并将申请名单再次张榜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后群众无异议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盐城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审批表》上出具意见。群众有异议的，以适当方式通知申请人本人。
　　（四）县（市、区）民政局对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的低收入家庭进行复核审定。对拟审定的低收入家庭，应当在其居住地公示5天，对审核无异议的家庭，在《盐城市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收入认定意见，并出具低收入家庭认定证明。对复核后存在疑问的家庭，县（市、区）民政部门可以单独或在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配合下进行再次调查取证。对仍不符合条件的，应当由原受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审批管理机关自接到申请人申请之日起，在30个工作日内办结审批手续（申请证明材料不全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特困职工家庭可直接认定为城市低收入家庭，不再重复进行家庭收入认定。但其他居民对其享受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或其他社会救助有异议的，应当重新进行家庭收入认定。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第二十七条对低收入家庭每年审核一次，连续两次无审核记录的作自动放弃城市低收入家庭资格处理。
　　城市低收入家庭应当按年度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如实申报家庭人口、可支配收入以及财产的变动情况。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变动情况进行核实，并将申报及核实情况报送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其他相关救助主管部门。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根据城市低收入家庭人口、可支配收入以及财产的变动情况，重新出具家庭收入认定证明。
　　第二十八条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按户建立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审核档案，并将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人口、可支配收入、财产等变动情况，以及享受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或者其他社会救助的情况，及时登记归档。
　　第二十九条各地应当逐步建立城市家庭收入审核信息系统，有效利用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房管、金融、工商、税务、住房公积金等政府部门及有关机构的数据，实现信息共享，方便信息比对和核查，建立科学、高效的收入审核信息平台。
　　第三十条申请低收入认定的家庭不如实提供相关情况，隐瞒可支配收入和财产状况，骗取城市低收入家庭待遇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核销已出具的家庭收入认定证明，2年内不得再提出低收入家庭申请，并记入人民银行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有关部门建立的诚信体系。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不如实提供申请低收入认定的家庭及家庭成员的相关情况，或出具虚假证明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处理，并记入人民银行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有关部门建立的诚信体系。
　　第三十一条城市低收入家庭收入认定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二条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软法研究是一个新范式吗？（第一稿）

——兼论“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作者：法家梁剑兵



1962年，美国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其代表性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转换的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选票’。”①

自2004年下半年，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软法律问题”；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也开始研究和关注这一问题。2005年9月，我在燕南网BBS法治论衡版发表了《软法律论纲（征求意见稿）》，并将正式论文提交给于当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法理学年会②。2005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软法研究中心，罗豪才教授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软法”作为中国法学研究的范畴性概念，获得了三十多位法学、政治学、公共与政府管理学著名学者的注目，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又先后举行了数次学术探讨和研究活动，比如，在罗豪才教授主持下，仅2005年12月，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就举行了两次小规模的研讨活动；12月24日上午，“行政指导与软法研究———以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为研究样本”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罗豪才教授、姜明安教授、韩大元教授，莫于川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这初步地和基本地表明了处在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学者们，同时地表达了对既有法学研究范式的不满，也汇合了希望进行范式转换的共同愿望。

那么，关于软法律的研究，能否构成一种“竞争性的理论”呢？它是否可以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法学研究范式？或者说，它是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吗？



一、软法研究不是一个新范式

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研究范式的当然形成——更何况眼下的软法或者软法律（soft law）并非一个新名词。考证起来，软法这个名词，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踪迹，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李泽锐先生早在其《略论国际经济软法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③一文中就首先使用了这个名词。但是，这一名词的出现，不仅与中国当时的法治实践无关，同时也和二十二年以来的国内法理论研究无涉。

那么，将原有的名词赋予新的内涵，并运用到新的研究领域，固然是对于原来符号（Sign）的重新编码，是在语义层稳定状态下的语用层转致和扩展。当这种转致或者扩展无法得到新的科学价值论和方法论支持的时候，这个新名词往往只能充实或者弥补其他研究范式的空位或者缺陷，并不能自发和自觉地构成一个新的范式，如同人类登陆火星并不构成对登陆月球的科学革命一样。

按照库恩的理论，所谓范式转换，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范式的否定或者排斥。那么，如果原来的法理学理论，足以解释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软法律现象，我就不能同意“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判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在国内的研究中，虽然在短暂的时间内（2005年12月8日前），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倾向于认为“软法的根本特征就是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规则④，但是，这种认识有可能导致否定软法的法律属性（比如，无法解释各国通行的仲裁法律制度），显然在学理逻辑上不能自洽，并有可能导致软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的混同。因此，上述的观点正在和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比如，姜明安教授就从哈特关于法的定义和特征出发，倾向于认为：“软法是法；软法是非典型意义的法”。⑤这样一来，软法律既然是法律，应该并且可以是被原有的法律理论所解释和说明的，或者说是可以被原有理论通约而不是一个原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这就表明，软法律的研究，实际上在相当的时期内只是一种对客观法律现象的描述性或者发现性的活动，而不可能是一个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发明活动。也许，只有当人们从这样的研究中抽取出古今中外法律制度中未曾有过的理论内核的时候，它才可能演变并构成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

软法律的主要发生和存在空间，是国家认可与社会默契。而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并非是个单纯的离散结构，往往是个拓扑连续性意义上的共识结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作为公共品的软法律的生产者是私人（例如西方的私人监狱）或者社会组织（例如中国执政党所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赋予这种公共品以法律属性然后供应给社会的提供者却是正式的立法、司法或者执法机关。软法律不但与这些看的见的法律设施有关，并且是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合法的国家合法暴力相沟连的。问题的焦点和实质在于：硬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往往是现实的和直接的，而软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和间接的——起码在具体的软法律关系当事人心目中是如此。例如：在交通要道边指挥交通的平民，必须携带或者佩带表明国家委托的明显标志（或者红袖标、或者警用指挥棒等等）以证明其拥有公权力的不可质疑性和潜在的国家合法暴力支持其命令的间接性。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介平民，他/她所拥有的指挥交通的肢体动作的背后，依然闪现着国家合法暴力和正式法律机关的魅影。换句话来说，这位平民或者私人只是生产了关于交通指挥的公共品，而该项公共品的提供者依然是国家的交通管理机关而不是私人。这样一来，一般法理学上所谓的“法是国家合法暴力保证/保障执行的规范”原理，对于软法律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依然是可以运用的。单纯的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可能具有被一定的国家认可的色彩，却往往不具有被国家的或者世俗的合法暴力支持的特性（当然在有些政教合一或者法教混杂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例外）。因此，既然软法律必然地与国家和法律意义上的暴力相联系，那么，原有的法学理论便足够对之进行解释，而无须进行库恩先生所说的范式转换。



二、软法研究是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按照张文显教授的说法，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都应该满足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条件或者要素。而作为科学范式的本体论，是某种可以被称为科学范式的理论体系的“坚硬内核”。这种内核，首先是来源于该范式的研究对象/问题构造。对象在先，问题随之而来，构成科学研究范式的两大前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定律“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显然是先有对象的观察，比如同时从天而降的石头和树叶；然后有问题“为什么树叶下降的速度比石头慢？”。其次，经过一定方法所形成的假设，例如，亚里士多德利用比较的方法得到了石头比树叶重的经验性结论，进而形成“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这种假设被人们所赞成或者不怀疑，就构成了一种统治性的科学结论或者误认的真理，并转化为一种人类共识。但是，“伽利略爬上了比萨斜塔，用一对同样大小的木球和铅球，以实验的方式，证明它们是同时落地的。现在的中学生都知道，亚氏理论是错的。”⑥亚里士多德的疏忽，在于只看到重量和地球引力，却没有看到体积和空气阻力。

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也存在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谬误。比如，只看到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文本，并将这些法律文本和执政党的政策比较性地简单对立起来，犹如亚里士多德眼中石头和树叶的区别。只是在激烈地争论是否应该将外国的“法律橘子”移植——嫁接到中国来，却严重地忽视了那被移植的土壤本来就是稻田，或者那砧木本来就是枣树的，犹如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

1996年，苏力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学说，引导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从单纯关注法律文本转向关注社会法律现实；从静态的断层性片面研究转向动态的历史性综合研究；从关注立法者转向既关注立法更关注法律实现；从局狭的法条主义和权利本位学说扩展到了社会实证分析和语境论。而梁治平教授和刘作翔教授等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对民间法概念的提出，也大大地强化了对原有的传统法律理论的批判或者拓展。上述的研究，大体上开创了对中国国内法律研究的“伽利略式研究”的局面。

但是，苏力对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论述和研究，虽然解剖了众多社会法律现象，并且对这些有重大理论价值的个案（例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黄碟案、二奶继承案、乡土法律人、法律学术引证率等）进行了令法学界信服的学理解释和科学判断，尽管这些判断在经历数年后依然无法在学术上被证伪。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本土资源学说是有极大的空位和缺陷的，那就是，在它那光彩夺目的方法论的背后，是遮掩不住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阙如。

苏力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法学家，但“诗无达诂，法有正解”，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自由散漫的诗人气质，造成了他的研究的绚丽夺目，但同时也影响了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提问。在苏力那里，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往往是随意的、局部的非概率抽样而不是严格遵守随机化原则的、全体样本机会均等的概率抽样。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可以覆盖他所抽到样本的全部，却无法均匀地覆盖到被他所疏忽的但是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样本。这种缺撼和问题在他最近的长篇论文《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⑦我眼下无意单独评论他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多字的论文，但是我认为，苏力教授在写作该论文时只阅读《安提戈涅》这样一个孤立的样本，却没有阅读或者分析其他相互关联的样本和文本：比如，没有对希腊神话中关于俄狄浦斯的故事进行完整的描述和分析、没有对悲剧作者索福克勒斯的创作背景进行语境意义上的检视和论说、没有对古代雅典悲剧中弘扬实在法的主旋律进行概括、没有分析与《安提戈涅》具有文本渊源关系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两部剧本、也没有深刻透视安提戈涅的自杀动机和内心起因，这都部分地导致了他的研究结论虽然有效地挑战了对安提戈涅意象进行法理研究的若干学术判断和结论，并形成了独属他自己的、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和科学的、然而却失却了高度盖然性和全面性的各种结论：几个新的“可能具有的某些特殊的或/和一般的法理学寓意。”⑧

但是，苏力教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都是科学的和高超的，他的研究对象也一直是那种深嵌在社会的血肉之躯中并且被社会法治实践理解与接受的规范或制度。而苏力心目中的规范与制度和软法律完全是同质的、从现象中所产生的问题也大体上是同构的，只是在具体形态和数量上比他原来抽取的样本更加规整和完全而已。一旦将“法治的本土资源学说”和软法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立即会发现：恰恰是中国社会固有的软法律现象，构成了法治本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国法学界以往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晚近十余年来的研究，分别走向了两个互相抵牾的极端：硬法律和民间/习惯法，从而出现了无论在硬法律之中还是在民间/习惯法中都找不出多少真正的法治本土资源的感觉。当我们发现并将软法律补充进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时候，这种学说的研究范围和视野都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并且也为苏力教授的独特研究方法找到宽广的表现舞台。



三、软法律如何构成法治的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