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人工生殖管理的法律调控原则

法律科学 发表时间：199601
作者：陈小君/曹诗权

人工生殖技术由科学实验走向临床应用，成千上万的人工生殖人口来到人世，这不仅涉及到社会伦理关系，更衍生出一系列有关行政法、亲属法等诸领域的边缘性法律问题。对此，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开展了较深入的研析和立法探索。我国则只是消极被动地规定暂停该技术的使用，在立法上呈严重滞后状态。但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迫切需要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寻求如何合理使用的正确导向和法律调控原则。

一、人类生育的新发展及其现实问题

人类在自然选择和社会进化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曾实现了生育方式的两次大飞跃。第一次是从猿类的动物界，进化到人类的原始社会，群体性两性关系和母系血统孕育了有关性和生殖的社会禁忌与习惯，生育链条中萌发了某些社会机制，人类走出摆脱纯动物生育方式的第一步。第二次是人类社会由蒙昧、野蛮状态走进文明时代，个体婚姻家庭取代原始的群婚，人类的两性关系及生育繁衍与婚姻家庭不可割裂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生育上的社会关系系统。


两次飞跃，带来了人类量的增多和质的提高，使人类超脱动物界愈来愈远。但是，用科学的目光来审视，历史的飞跃是局限的、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它从根本上仍保留着生殖能力、生殖过程、生殖关系的多重自然属性，是一种单一的自然生殖系统工程，没有直接的人工技术力量的参与，任何社会控制和补救措施都难以介入。


历史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域，并大踏步地迈进了人类生殖这一盲区，划时代的人工生殖技术开始从根本意义上改变着人类的自然生育方式，“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代理母亲”三种类型16种操作组合形式已取得多例临床应用实效和触类旁通的广阔推行前景。它们既是一类技术手段，又是一种新的生殖方式。在其意义上，我们不能否认，人工生殖技术既具有科学史上的空前创新价值，更有其多方面的积极的社会价值。但是，新的生育方式和技术也带来了诸多法律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父母”角色多元化，引发户政管理对亲子身份认定的现实矛盾

人类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群婚时代，过渡到个体婚制，双重亲子关系明晰化，社会确立了亲子身份认定的自然命题和推导原则。其中公认的有三条：第一，一个人生来在自然血缘上只有一父一母，非有法律拟制之特别，父母子女关系自然形成，权利义务终身相随；第二，基于供卵、受孕、妊娠、分娩集于母体，不可分离，母亲身份根据出生事实确定，罗马法为此设立了一条古老法则：“谁分娩谁为母”；第三，基于法律上生育与性、性与婚姻不可分离，父的身份根据与母的婚姻关系确定，拿破仑法典以此为前提规定子女于婚姻关系中孕育者，夫即取得父的资格。此三条原理客观地反映了自然生殖的亲子规律，也是我国现行婚姻法和户政管理确认亲子关系的自然基础。但是，人工生殖的适用，打破了这些自然法则，使目前的亲子身份和户政管理无所适从。


1.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如何认定？非有明确反证，凡夫妻于合法婚姻关系内所生子女，均为婚生子女，乃各国亲属法和户政登记的通例。然而，如采用人工生殖，由夫妻之外第三人供精、供卵或代孕、代生，可以各种形式孕育出非夫妻精卵同质的子女，受精、孕育的主体和空间超越于夫妻关系之外，由此所生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在户政管理中能否直接登记或登记于谁的名下，颇难定夺。虽然我国法律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不得歧视，但应由哪个父母来保证子女权益的实现，则直接涉及下面这个问题。


2.社会父母与生物父母的多元冲突。人工生殖使得第三供精人、第三供卵人、代生母亲、胚胎代育者、实验室、操作医师等介入生殖过程，婚姻、两性结合、供精、供卵、受孕、妊娠、分娩及抚育的一体化生殖系统被分解割裂，结果产生代生母亲与养育母亲、供卵母亲与孕体母亲、生物父亲（基于遗传）与社会父亲（基于抚育）、有婚姻的父母与无婚姻的父母等多重角色并存，生育上的单向联系变成了多重复合关系，多元代替了传统的一元。在这种多角色并存中，难免发生不要子女的消极冲突和争要子女的积极冲突以及子女成年后要求变更父母的矛盾。对此，亲属法和户政登记管理中应如何规范必须予以明确，否则，将使此类亲子身份及其权利义务处于动荡游移之中。

（二）亲属关系超时空，婚姻登记管理对近亲婚配疏漏难控

在传统法律意义上，亲属是因婚姻、血缘和收养而形成的一定成员间的社会关系，具有稳定的不可移转的时空界域。在自然生殖下，法律根据亲等亲系等自然联结机制很容易把握亲属范围及其血缘系统，从而确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亲属制度。但人工生殖却在有意无意中改变了亲属的血缘纽带，使传统亲属制度难于接纳。据传媒介绍，前苏联一女科学家用公元900
多年战死在西伯利亚的维系战士的精子（由于该处一向地冻天寒，所以尸体保存完好）作人工授精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男婴；南非有一名妇女借助技术手段为自己的亲生女儿充当“代理母亲”，结果替女儿生育出一个男孩。这两例的技术性推广，不仅提出了处于人工冷藏术控制下的精、卵元体及其胚胎是主体还是客体、是个人财富还是社会资源的论题，而且使人类个体乃至群体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再受到特定时间、空间和辈份、年龄的限制。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近于混乱的扑朔迷离的亲属血缘关系，既使有关亲等、亲系和亲属范围、辈份、称谓、效力等现行亲属制度的基础性规则感到局促，又将近亲婚配置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一是婚姻登记管理中对近亲婚配的禁限有无必要。“同性为婚，其生不繁”，这一千古法则从原始社会的自然选择转化到我们的现行婚姻管理中，是禁止一定范围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结婚。此条管理规则除了反映一定的社会伦理要求之外，其根本而直接的价值意义是保证婚育人口的质量，避免近亲基因的遗传，实现自然优生。显然，这一婚姻价值在人工生殖的操作下已失去原始意义。


二是近亲婚配难于禁防。自然生殖下，人的血缘关系单一明确，管理上亦能清楚地把握和控制。但人工生殖下，供精、供卵的多角色化和秘密化，所谓“超人精卵”的社会效应，“精卵库”的普遍设立，少数“供体”的多次采集，结果不仅是少数供体在同期或不同期内有多个身份不明的后代，而且由此出生的人并不明确彼此乃至自己的血缘系统。这些带有共同遗传基因者在现今社会人际中相遇随机性大，如发展到结婚及生育子女，则必然带来近亲生殖的社会危害，影响人口优生。

（三）生育与婚姻分离，计划生育管理受到冲击，表现在：

其一：通过婚姻家庭的生育机制，达到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是计划生育微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但人工生殖的应用，将生殖的一系列活动带到婚姻家庭之外，生养后代可不再与婚姻家庭联在一起，如果计划生育管理没有严格要求，任何成年人，包括已婚夫妻、单身男女、鳏夫寡妇、同性恋者，甚至精神病和遗传病患者都可以通过人工生殖养育后代。由此，不仅在法律上似乎再难于确保和限定婚姻家庭与人口生产的必然联系及价值意义，而且使计划生育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婚姻家庭这一施控阵地。

其二：计划生育实行严格的生育指标管理，而该指标以婚姻或夫妻关系为依据，那么，在人工生殖子女的多元父母角色中，该指标应定之于谁，颇难解决。
其三：传统生育观念与新的技术手段的契合，可能引发利用人工生殖进行不正当的性别选择，影响性别平衡，破坏人口自然结构。
（四）技术操作的失误与失控，使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面临新问题

任何尖端技术都难免发生失误和疏漏，人工生殖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亦不例外。此类失误，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矛盾。例如，在人工授精或胚胎培育时，错用供体的精、卵而生育出子女，不仅造成血缘混乱，查寻不明，而且当事人发现后，发生争执，抛弃孩子，于社会和无辜孩子不利；在代孕胚胎或代生母亲中，因各种原因损灭元体精、卵而生育出孕者自己的子女，亦会在委托者和代生者之间发生一系列矛盾；医疗单位手术中发生技术故障、或医师人员操作过错，给当事人造成人身、财产和精神上损害，亦会发生赔偿和补救的法律问题等等。此外，利益机制和不良生育观念向人工生殖的渗透，加上技术的非隐秘性，各种医疗单位、私人诊所、“江湖医生”等都来开展人工生殖业务，可能使该技术手段被扭曲和泛滥，导致商业化和营利化取向，并滋生其他各种社会问题。对此类副作用，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不能低估和等闲。

二、人工生殖合理使用的法律调控原则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互融共促

重庆市铜梁县公安局 王泗友
　　
按照县委“思想大解放、精神大振奋、作风大转变、经济大发展”的大讨论思路，全面落实县委提出的各项任务，任务艰巨，头绪纷繁，时间紧迫，需要我们随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概括起来说，正确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搞经济建设不忽视社会稳定，抓社会稳定不冲淡经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调统一、互融共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最终实现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确道路。
解放思想，就是要提倡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理直气壮地做好公安工作；振奋精神，就是要提倡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以高昂的士气、百倍的干劲，当好维护稳定的排头兵；转变作风，就是要以务实、创新、勤政、为民。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警察的积极性，把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
解放大思想，振奋大精神，转变大作风，其落脚点就是推动经济大发展，四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互融共促，相辅相成。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公安工作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应当贯穿到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和全过程。面对新的世纪，我们肩负着党的嘱托，人民的企盼，任重道远，大有可为。要求我们一定要有强烈的进取心，旺盛的创造力，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经受新的考验，迎接新的战斗，夺取新的胜利，开创新的局面。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永无止境。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和建设在推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要求我们在解放思想上狠下功夫，迎接新挑战，实现新突破。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尽管每个人主观上都不愿意充当思想僵化、因循守旧、落伍于时代的角色，但有的人在行动上却常常出现偏差，比较突出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遇事不看是否符合“三个代表”要求，而是贴政治“标签”；办事不是先允许实践和探索，而是先看本本上有没有 “教导”；干事不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制宜，而是先看别人干了没有，是否有过“先例”，是否超过了“常规”；布置和指导工作，不考虑事物的多样性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分析地区、部门、单位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不研究各地各单位的具体特点，往往是一个要求、一个模式往下套。所有这些，严重地妨碍了工作，制约了发展，影响了建设，是必须努力克服的。
解放思想主要有两个重要环节，一个是旧习惯、旧框子、旧思维方式的束缚，是否敢于挑战。一个是在“敢”的基础上，能够真的冲破旧习惯，打破老框子，建立新思维。这两个环节，通俗讲就是“敢”与“能”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解放思想。只有在有明确目标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原则性和灵活性，创造性和规范性，风险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才能完成解放思想的任务。
解放思想要在一些陈规陋矩基础上实现工作创新，但最基本的原则还必须遵守，否则就会陷入思想解放的误区，甚至是禁区。解放思想讲求“敢”字当头，要敢于大胆的闯，大胆地试，但“闯”、“试”都必须适应在科学规划与论证的基础上，解放思想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的一种自觉的、理智的行为。不讲究科学性的解放思想只能是胡思乱想，而且必将遭受损失。解放思想需要创造性，要打破原有观念的束缚，要突破旧的框子，实现推陈出新，但应注意不是所有的框子都要打破，也不能同时将所有的框子都打破。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既要不丢掉“老祖宗”，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讲新话，顺应时代进步潮流，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如果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谈不上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陷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在实践中勇于进行理论创新、思想创新，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推动经济建设。
二、振奋精神、凝聚人心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要开创全县各项工作新局面，首先要振奋精神。只有振奋精神，才能够形成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氛围，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和成果才能彰显它的本质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是为了使大多数人民群众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精神状态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社会的环境和氛围，是要相互感染和影响的。
只有振奋精神，才能够有清正廉洁的党风和淳朴友善的民风，才能实现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振奋精神，必须是思想上和政治上没有包袱和负担。没有包袱当然是好事情，有包袱能够主动放下包袱，解开包袱，同样可以使自己的精神振奋起来。
振奋精神需要一种革命激情。革命激情是一种发自内心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精神力量。铜梁的发展，铜梁的强盛，需要昂扬向上、不懈奋斗的精神，而这种精神需要激情去点燃、去推动。如果丧失了革命激情和建设的激情，就会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就会对工作无所作为。因此，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激情是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精神源泉，是铜梁发展、提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不竭动力。
振奋精神要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工作中。要自我加压、艰苦奋斗、埋头实干。但也有个别民警精神不振、状态不佳、干劲不足、工作不实，或者在工作中遇到挫折和困难就失去方向、彷徨犹豫、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因此，在目前我局要求党员民警振奋精神，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是当前全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明年工作开好局的前提和保证。只要全县党员干部思想统一了，精神振奋了，就预示着铜梁县的工作新气象、新局面的到来。
三、转变作风、求真务实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保证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回顾八十年来我们党所走过的历程,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之所以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凝聚力,关键是我们党以优良的作风,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转变作风,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心向背是任何政党和政治集团取得事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古人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我国历史上,一些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尽管原因不尽相同,但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民为国之本,国以民而存;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转变作风,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归结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归结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来,归结到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各方面工作有没有新的改进,群众工作和生活的状况有没有新的改善,是检验作风好不好的重要标准。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大而化之,坐而论道,而应该体现在一些很具体很实在的事情上。群众往往通过自己所关心的事情是否解决,来看自身利益是否得到维护和实现。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是我们应当关心的事。尤其要从那些群众最关注、最盼望、最不满意、最急需办的事抓起。要办多数人受益的事,使越来越多的群众得到实惠;要办群众最急需的事,使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得到及时解决;要办长远起作用的事,使群众从更长远更大的方面受益;要办促进精神文明的事,逐步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风貌。办实事要办得及时,办得实在,办得到位,办得让群众满意。关心群众,首先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疾苦;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首先要为困难群体谋利益。因为他们眼前最困难,最需要帮助。
转变作风,必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体察民情,就是切身感受群众的现实生活状况,感受他们的温饱冷暖;了解民意,就是知道他们想什么,盼什么,希望我们做什么;集中民智,就是到群众中去求计问策,把群众的智慧集中于我们所作的决定和决策之中;珍惜民力,就是尊重群众的劳动,珍惜人民的钱财,不干劳民伤财的事,集中力量办大事。要做到这些,坐在办公室里“坐”不出来,趴在文件堆里“看”不出来,泡在会议上“泡”不出来,山珍海味的餐桌上“品”不出来。只有到基层去,到第一线去,到群众中去,真正扎下去,沉下去,身入、心入、情入,才能知道群众怎么想,自己怎么干;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能走马观花,道听途说。尤其不能只听一两次汇报就断定一个干部水平的高低,只看一两个户的收入就断定一个地方的贫富,只看一两个“景点”就评判一个地方工作的优劣,努力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随意性。
转变作风,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抓作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制度是要大家共同遵守的规矩,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行为规范,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建设。几年来，我们通过扎扎实实抓好机关作风建设，使机关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有了明显的进步。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续把机关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任务来抓，继续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增加办事透明度，为市民提供更多方便快捷的服务，不断推进经济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全县人民的共同目标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改革是动力，发展是方向，稳定是前提。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政权建设的高度出发，把确保铜梁政治稳定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任务，以发展的眼光认识新情况、分析新问题，以发展的思路解决新矛盾、取得新突破，努力维护铜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以实现县委提出的“创建平安社区，建设平安铜梁”为目标，突出主业，不断提高打击犯罪的专业化水平。充分认识社会治安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本着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什么治安问题严重，就重点解决什么治安问题；什么方式有效，就采取什么方式的原则，不断调整和改进打击工作策略，确保社会稳定、人心安定。
一是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同各种敌对势力作斗争。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和阴谋活动，深化与"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掌握斗争主动权，坚持露头就打、除恶务尽的原则，有效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锲而不舍地做好深挖打击、教育转化和宣传揭批工作，对全县原"法轮功"习练人员特别是骨干分子逐一落实监控和帮教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利用和针对信息网络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确保"三个零目标"的实现。
二是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各级党委、政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开展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努力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要不断完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预案，将行之有效的处置原则、工作措施和成功经验，以预案的形式固定下来，转化为日常的工作措施。要加强对上访重点人员的日常控制，落实对重点地区、重大活动、重要会议期间的防控。在现场处置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两个坚持、严格三个慎用、立足三个出发点、保证四个不允许、把握一个时机、做到两个坚决”。具体讲就是：坚持依法办事，坚持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规定；立足于争取大多数群众，立足于缓解矛盾，立足于防止发生连锁反应；不允许堵塞党政机关、不允许阻塞交通、不允许拦截车辆、不允许发生极端行为；对冲击党政机关、堵塞公路、拦截车辆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对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势力，对策划、组织和指挥闹事的敌对分子，对借机打砸抢的犯罪分子，对在重点地区采取极端行为、制造影响的上访滋事人员，要果断制止，及时收集、固定证据，选择适当时机，依法严厉打击；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在具体的处置过程中，结合现场实际，加强对现场情况的了解、掌握和取证，区分性质，讲究策略，冷静稳妥地做好处置工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扎扎实实地做好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
三是加快应急处突队伍建设。我们将按照“二十公”会议和重庆市“一公会”精神，在已有的110接处警基础上，结合实际，深入研究，统筹考虑，尽快组建指挥中心，以有效处置突发事件和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为目标，整合现有资源，加快应急处突队伍建设，进一步明确权限和职责，制定并不断完善处置各类应急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的工作预案，有针对性地开展实战演练，并优先为处突力量配置现代化的通信设备、交通工具等装备，形成指挥有力、警令畅通、反应灵敏、训练有素、运转高效的应急队伍，努力形成新的应急快速反应机制，不断提高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恐怖事件的能力，更好地维护铜梁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制定《铜梁县公安局应急分队工作方案》，把工作职责和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四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严打”方针，建立经常性的“严打”工作机制，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打击整治行动，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继续加大“打黑除恶”斗争力度，全面清理摸排发现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及时打掉危害大、影响大的系列犯罪、职业犯罪和团伙犯罪，及时打掉危害一方、作恶多端的流氓恶势力，及时侦破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案件，要把集中统一行动与日常打击犯罪有机结合起来，在日常工作中充分体现“严打”精神，逐步建立和完善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坚决把犯罪分子的气焰压下去，努力发现、侦办深层次的黑恶势力，确保一方平安。
五是是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预防、控制违法犯罪的能力。深入贯彻《重庆市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条例》，全面落实企业和内部单位安全保卫工作责任制，完善防范体系。进一步做好基层基础工作，深入开展“创建平安社区，建设平安铜梁”主题活动，将安全文明小区、平安大道、无毒社区等创建活动精心规划，按照《2006年政法工作要点》要求，努力实现年度目标，力争三年内把铜梁建设全市治安秩序最好的地区。
六是以维护全县经济安全、强化经侦基础工作和规范化建设为着力点，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据我县经济犯罪活动的特点，把职务侵占、商业受贿、两虚一逃、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经济犯罪作为打击重点，明确工作思路，认真开展案前调查，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大力加强经济犯罪侦查破案工作。重点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扰乱金融秩序、金融诈骗、涉税、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扰乱市场秩序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建立健全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的预警机制、办案协作机制，提高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