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无锡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文号： 锡政办发〔2006〕192号
各市（县）和各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无锡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无锡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促进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防止和减少生产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项目，包括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项目、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和引进的工程项目。
本办法所称“三同时”，是指建设项目中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管理及其相关活动。
矿山和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是本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依法监督、指导、协调全市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管理工作。
市（县）、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权限内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监督管理工作。
有关部门和组织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市、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建设项目，其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工作，由本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第六条 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实施负全面责任。其主要职责是：
（一）在编制建设项目投资计划时，将安全设施所需投资一并纳入计划，同时编报；
（二）对需要进行安全预评价的工程项目，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生产预评价；
（三）在初步设计审查前，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送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初步设计文件（安全专篇）以及有关的图纸资料；
（四）对承担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安全评价、设计、施工等任务的单位，提出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具体要求，并提供必需的资料和条件；
（五）在生产设备、设施调试运行阶段，对安全设施进行调试和检测，并对其效果作出评价；
（六）在建设项目验收（预验收）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安全设施的检测、检验和验收评价；
（七）在验收（预验收）中提出的有关安全设施方面的改进意见，按期整改完毕，并将整改情况及时报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
（八）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上岗培训。
第七条 建设项目的安全评价包括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
需要进行安全预评价的工程项目，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建设项目的安全验收评价，应当在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进行。
第八条 下列建设项目应当进行安全生产预评价：
（一）重大建设项目；
（二）属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中规定的火灾危险性生产类别为甲类的建设项目；
（三）属于《爆炸危险场所安全规定》（劳动部〔1995〕56号）中规定的爆炸危险场所等级为特别危险场所和高度危险场所的建设项目；
（四）大量生产或者使用《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GB5044）规定的Ⅰ级、Ⅱ级危害程度的职业性接触毒物的建设项目；
（五）大量生产或使用石棉粉料或含量有10%以上的游离二氧化硅粉料的建设项目；
（六）其他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确认的危险、危害因素大的建设项目。
其他安全风险较小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时，可以不进行安全预评价，应当编制安全专篇。
第九条 安全评价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工作，提出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机构对安全评价结果负责。
第十条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提前20个工作日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时，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初步设计审查申请报告；
（二）立项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文件；
（三）安全预评价报告书；
（四）初步设计及安全专篇；
（五）其它需要提交的材料。
第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接到审查申请后，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进行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设计审查不合格：
（一）应当进行安全预评价的建设项目未进行安全预评价的或者安全预评价报告由不具备相应资格的评价机构承担的；
（二）安全设施设计由不具备相应资格的设计单位承担的；
（三）安全设施设计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规范、标准或者行业技术规范、标准的；
（四）不符合安全设施规定的其它条件的。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经审查合格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组织施工。未经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不得施工。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申请验收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时，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验收申请报告及申请表；
（二）经审查合格的安全设施设计及设计修改的有关文件、资料；
（三）主要安全设施、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报告；
（四）施工单位资质证明材料；
（五）施工期间生产安全事故及其它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有关资料；
（六）法人代表、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资格的有关资料；
（七）安全验收评价报告书；
（八）其它需要提交的材料。
第十五条 负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职责的部门、组织接到验收申请后，应当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并组织现场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验收不合格：
（一）安全设施和安全条件不符合设计要求的；
（二）安全设施和安全条件不能满足正常生产和使用的；
（三）未按规定建立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四）法人代表、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不具备相应资格的；
（五）未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
（六）不符合安全设施规定的其它条件的。
第十六条 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和使用。
第十七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有关部门、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建设单位和承担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安全预评价、设计、施工等任务的单位执行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对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的建设单位和承担可行性研究、安全评价、设计、施工等任务的单位，及时责令其整改，并监督检查其整改情况。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应当进行安全评价的建设项目而未进行安全评价擅自进行建设的，或者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生产和使用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建设单位未按本办法规定实施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而造成责任事故的，由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定代表人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有关工作人员，在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工作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行政诉讼架构分析
——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的反思
杨伟东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时下，围绕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研讨如火如荼，不同版本的修订方案和专家建议稿随之浮出水面。尽管各方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时机是否恰切、究竟是大修还是小改等修改策略上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是，就修改内容而言，各方关注焦点似乎较为一致。扩大受案范围、提高行政审判的独立性、放宽原告资格要求、改变经复议后的被告确定规则、增加行政公益诉讼等成为讨论的热点。但是，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架构及安排问题则很少被提及。而此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我们打破现有条文架构束缚、全面反思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文拟聚焦于行政诉讼架构的初步分析，意在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一、行政诉讼架构的提出及其讨论价值
行政诉讼架构是本文为分析行政诉讼制度的安排而提出的概念，主要指行政诉讼的运转基点及由此确立的行政诉讼制度框架。引入这一概念并非标新立异，而旨在思考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础性问题。对行政诉讼架构问题展开讨论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确定及实现
行政诉讼架构是行政诉讼目的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化，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究竟如何确定就存有争议。[1]然而，《行政诉讼法》依然作出了至今备受争议的第1条规定。依现在眼光看，该条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与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列为行政诉讼的目的的确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有关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规定，被指与行政诉讼本质不合。这一安排固然与其时行政权强大和配套制度不健全等有关，[2]不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质上与行政诉讼的架构有密切关联。
正是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是以中性的审查和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为整体制度安排的基点，那么自然就会得出行政行为违法撤销等同于支持原告、行政行为合法维持视为维护行政权威的结论。换言之，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纯粹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强化了维持行政权力的色彩。
有充足理由预见，维护行政权力的目的不会再体现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论争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不会再有争议。事实上，监督行政机关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二者之间虽有相当大的关联性，但“两种目的模式所隐含的理念及其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可能有重大的差异”。[3]现有完全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而不是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为基点的制度设计，无疑偏重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正是这一点一直遭到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批评。
（二）直接影响行政诉讼具体制度安排及运转
行政诉讼既是法院和行政诉讼参加人共同活动的平台，也是复杂的程序活动。原告、被告围绕哪一基点展开争议和对峙，法院以哪一中心进行审理和裁判，行政诉讼程序各个环节的衔接和关注焦点，皆与行政诉讼的架构密切相关。是以双方之间的行政争议还是原告诉讼请求，抑或被诉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基点并安排相应的制度，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的运转。
（三）涉及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实体法关系处理
行政诉讼与行政法的关系，不同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与民法、刑法的关系。行政诉讼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行政诉讼法既非单纯的‘行政法’，又非单纯的‘诉讼法’。在广义上，它是公法上的法律争议的法院程序法；同时，它也是通过各种具体裁判去实现宪法和行政法的方式。”[4]
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在必须与行政法安排建立起内在联系的前提下，未必需要对行政实体法亦步亦趋，而需要遵循诉讼本身的安排。例如，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不一定需要与行政主体一一对应；行政法追求行政法治秩序，“对行政诉讼而言，单是客观合法性审查还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单个法定主体层面上反映客观秩序的，主要还是主观权利…，亦即，个体…因立法性决定或者个案生效而获得的，从而他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实施的权利。”[5]
二、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
毋庸置疑，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和安排采用的是纯粹的、彻底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心主义。[6]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石和运转的基点，即行政诉讼制度围绕行政行为建立，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运转；行政行为是贯穿行政诉讼制度的主线，即行政行为连接法院与行政诉讼参加人的关节点，贯穿于行政诉讼始终。下表是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各个环节或主要制度中的体现。
下表的统计表明，[7]行政行为不仅决定着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安排，而且主导着行政诉讼的展开，原告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为捍卫（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据，法院围绕（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事实上，《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的强调和倚重，甚至到了忽视原告诉讼请求的地步，并曾经给司法裁判带来了难题。[8]
我国行政诉讼确立之时，行政法制度刚刚起步，面对行政诉讼这一需要调节法院的司法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和公民的救济权三重互相交织的基本关系的特别场域，立法者选择并确定用（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连接三方的介质，实属不易。（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般产出，合法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以此为基点，既可以厘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也可以确立司法保护公民权益的尺度。因而，《行政诉讼法》第5条所确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以及第54条所确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判定标准，不仅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行政实体法上的合法与违法标准的认知，更是学术界对这一认知在立法上的固化。回望行政法的发展，行政诉讼制度以行政行为合法性为中心的安排，的确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9]
不过，在我国行政诉讼已确立20多年后的今天，行政诉讼是否要沿袭或复制这一架构，依然实行完全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值得我们反思。
三、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存在的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现行的纯粹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安排已暴露出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能否涵盖所有类型的行政争议值得怀疑
自《行政诉讼法》引入“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以来，何谓“行政行为”聚讼至今。由于“行政行为”一词已非单纯的学术概念，而系“法律用语”，如何理解和确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意见》）[10]尝试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11]然而，这一意图不仅没有达成预期效果，反而被指限缩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释》）中放弃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而代之以描述。[12]在有关起草者看来，《若干问题解释》摒弃的正是《贯彻意见》所代表的过往行政法学界采用的狭义行政行为界定，而采用的是广义的行政行为，从而拓宽了行政行为的范围。由此其“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授益性行为，而且包括制裁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13]
《若干问题解释》及其起草者在现有行政诉讼框架下所作出的推进行政诉讼和行政法发展的努力令人钦佩，不过《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同样无法消除学术界和法院对何谓“行政行为”的追问，“哪些行为是‘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的争议仍然存在。”[14]在广义行政行为下，当事人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程序性行政行为等诸多类别的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依然无明确的结论。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相关行为的可诉性及可诉性行为的范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5]（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详尽列举可诉行为的范围，起草者费力解释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活动为行政事实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16]为此，有学者开始了倡导推翻行政法学界一直采用的行政行为定义，用广义的行政行为统一行政行为界定的学术努力。[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