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的意见
国家工商局



培育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发展市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多年努力，城乡集贸市场网络已在全国范围内大体形成，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对农副产品和日用小商品的需求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当前我国
各类市场的发育状况还不能很好适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消费品市场绝大多数还属于低级形式，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仅仅是初步的，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则基本处于试点和起步阶段。因此，我们要抓住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好时机，把工作重点逐步向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
业品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的培育和建设上转移。这里所说的工业品专业市场，是指近年来已在一些地区出现的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组织和推动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依托，面向广大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及其他经济成份，以中下游工业产品及一般生产原辅材料为主要交易对象的场所。它
有别于集贸市场网络中已有的各种小商品市场和日用工业品市场。
各地应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因势利导，积极开拓，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培育建设市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市场是商品经济赖以运行的场所和舞台，商品生产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条件。从农业方面来说，农村种植业、养殖业及多种经营的发展需要有市场；从工业方面来说，近年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产成品积压，“三角债”增多，企业缺乏活力，经济效益下降等问题严重困扰着
我国广大工业企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这都与市场发育差有着密切关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企业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同时也需要相应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因此努力加快市场建设步伐，为企业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是积极支持搞好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

企业的客观要求，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遵循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成功地培育和建设了遍布我国城乡的集贸市场网络，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通过培育和建设市场，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起
了重大作用。农副产品集贸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虽然属于不同的市场类型，但是，作为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机制必然发挥作用的性质却是一致的。因此，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运用在发展城乡集贸市场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去努力培育建设工
业品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
二、培育、发展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的目标和原则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还是生产资料市场，都必须遵循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则，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时又需接受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沿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健康发展。具体地讲，我国的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应该是在政府领导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高效畅通，公开交易，平等竞争，全方位开放的商品交易场所。我们的目标，是力争在八五期间，通过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一大
批远辐射、多功能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并初步形成各类生产资料市场的网络。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全面推动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的发展，主动参与生产资料市场的建设。在乡镇企业和地方商品经济发达和比较发达的县、市，依托当地经济优势，从当地工农业生产
结构的实际出发，建立起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在地、市一级力争建设一至二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自行组织开办的生产资料市场。为使市场建设工作顺利进行，各地应注意把握以下一些原则：
1．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加快培育和发展工业品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必然会遇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必然会遇到需要突破现有的某些具体政策法规界限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按照改革的精神，在中央的总方针、总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发挥自身的
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我们都应该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都应该允许进行探索和试点。
2．反对部门垄断，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培育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投入全社会的力量，发挥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积极作用，绝非哪个部门能够独家包办代替。对商业部门、物资部门主办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生产资
料市场，我们应大力予以支持和协助；对其他工业主管部门和国营大中型企业开办的市场，也应积极扶持和鼓励。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仅应全面加快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的建设，也应该积极主动试办各种类型的生产资料市场。
3．坚持四个统一，保证市场建设的健康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在城乡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的建设工作中始终坚持了国家统一政策、政府统一领导、城建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规划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统一管理的原则，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工业品专业市场建设工作中，应该贯彻执
行。同时，为推动生产资料市场建设工作的进行，按照深化改革的思路，也需要我们在坚持多渠道建设市场的前提下，逐步推行这一原则。我们应充分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主动加强同各有关部门的配合和协作，严格按照国家赋予的职责，强化对各类市场的有效监督管理，逐步探索和
建立对各类市场的开业审批制度，以保证市场的健康发育。
三、积极探索建设市场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在培育发展市场的过程中，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尝试，积极探索各种适合本地实际的建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建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应在现已形成批量交易的集贸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从调查研究入手，对当地农村种植业、养殖业的优势进行分析研究，对商品量大的农副产品要积极组织批发市场，发展贩运队伍。山东寿光的蔬菜批发市场，一些地方的水产、水果
批发市场、中药材批发市场培育发展的经验可资借鉴。
建设工业品专业市场，应在当地政府组织下，统一规划，分头去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进场管理。目前，各地已经出现并正在陆续出现一批工业品专业市场建设和发展比较快的先进典型。浙江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充分发挥本地乡镇企业发达的优势，陆
续兴建起绍兴柯桥化纤布市场等一大批工业品专业市场，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山东省淄博市通过政府决策，工商机关牵头、社会共建、统一管理的办法，充分调动了各方建设市场的积极性，在很短的时间内兴建了机电泵类市场、建材陶瓷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大大强化了该
市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此外，江苏等省市也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对生产资料市场应贯彻多渠道建设的原则，采取“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分散建设、集中领导”的方针。对各地已有的与物资部门共同开办的各类生产资料市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继续予以大力支持，并在强化监督管理的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逐步推动市场机制和市场功能的完善
。其次应大力支持、鼓励、配合其他工业主管部门和有条件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开办市场、建设市场。在有条件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可以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自行组织开办一批生产资料的集中交易场所。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托当地一家供销公司组织开办了钢材
市场，通过联营代销，引厂入场等多种方式，吸引了国内多家大型钢铁企业进场经营。市场成立第一年成交额便达1．5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一些省市还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开办了机动车交易市场、纱布市场、橡胶市场、煤炭市场、闲置设备市场等一大批生产资
料市场。这些好的典型和做法，都需要及时进行总结，认真推广。
四、在建设市场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过程同时也就是市场监督管理机制的形成和完善过程。逐步强化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督管理，是国家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努力促使市场监督管理机制与市场发育进程同步配套，保证市场的健康发育，是深化改革的
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
在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中，对一些国家尚没有明确规定的新问题，应分清情况区别对待。凡符合深化改革的要求，同中央当前的方针政策相一致的，应支持和允许进行探索和试点。对一些已经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的原有规定和办法，应积极向当地政府和上级机关反映和汇报，以求问
题得到及时解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将与中央有关部委采取成熟一个，下发一个的原则，积极制订一些新的具体管理办法。
工业品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督管理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应本着依据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审议同意的《物资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钢材市场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四项职责范围去实行。为使工作顺利开展，必
须具备相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各地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真抓好工业品专业市场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组织落实。近年来一些地方在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中已经陆续建立起专门的机构，为保证监督管理职能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对此应予充分肯定并需在工作中进一步充实
和完善。目前尚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的地方，也必须尽快予以统筹考虑、妥善解决，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加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大力加强法制建设。从目前情况看，法制建设工作尚不能适应需要。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应在进一步加强同有关部门的配合和协调的同时，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自身在法制建设中的主观
能动性。根据去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的法制工作会议精神，为了逐步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调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可以不失时机地制定出一系列切合当地实际的规定和办法，报省政府和省人大批准，发布地方性法规，以进一步提高市场管理工作的
规范化、法制化水平。
各地在工作中要进一步树立整体意识、理顺内部关系，以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中的整体功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督管理，涉及到企业登记、经济合同管理、经济检查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内部各有关职能机构的管理职
责。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随时注意加强内部协调，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努力做好工作。
加快培育发展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业品专业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是新形势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积极探索，努力开拓，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92年4月9日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

王一怀
（广东惠州学院政治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电子信箱：yihwang@163.net）


摘要：加拿大的陪审制度属于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为更好地实现审判公正的目标，加拿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重视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审前偏见”被分为“利害偏见”、“特定偏见”、“一般偏见”和“顺应性偏见”等四种类型，并有“司法指导”、“绝对回避”、“有因回避”、“改变审判地点”和“法官独立审判”等救济方法。加拿大的经验对于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健词：加拿大法律，陪审制度，审前偏见，司法救济

一、引言

加拿大的法律制度起源于英国，并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开始实行英国的普通法，其中就包括陪审制度。1892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刑法典》，规定严重犯罪实行陪审审判。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法案》的第一部分《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下简称《宪章》），特别规定了陪审权利：“除了依据军事法律应由军事法庭审判的案件以外，任何犯有应处五年监禁或更严重处罚的罪行的人，有权得到陪审审判。〔1〕”虽然《宪章》规定了陪审权，但陪审制度的具体规定主要体现于现行的加拿大《刑法典》以及判例法中。
加拿大的陪审制度属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在许多重要方面吸收了英国和美国陪审制度的内容。但加拿大陪审制度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强调审判公正的价值，对“审前偏见（pretrial prejudice）”产生的各种因素实行控制；而且，相比于美国，对陪审团施加了更大的限制。这是因为，虽然加拿大在法律上假定陪审员会信守誓言，而且也规定了一些防止或减少大众媒体对陪审员“污染（tainted）”的措施，但司法实践仍然表明，被召集担任陪审员的外行人中间，有一些人在决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方面，受到偏见的影响，不能做到公正。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是法律规定的预防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二是还存在着受大众媒体影响这一因素以外的其它潜在偏见。有鉴于此，加拿大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重视和强调对“审前偏见”的法律救济。

二、 “审前偏见”的分类

加拿大制定法对于“审前偏见”并没有作出规定。但判例法规定了对偏见的各种定义，其中最为普遍的是：“不能在女王与被告之间保持中立（being indifferent between the Queen and the accused）”〔2〕。在著名的R. v. Parks一案中，渥太华上诉法院的解释是：“偏见既有态度的也有行为的构成因素。它是指一个人具有特定的、事先形成的成见，并让这些成见影响其作出的裁决，尽管已存在防止依赖偏见的审判保障程序。一位带有偏见的陪审员，是指受偏见左右、并依据该偏见岐视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人。〔3〕”理论上一般将偏见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4〕：
（一）“利害偏见（interest prejudice）”。有时也称“明示（manifest）”或“显而易见（obvious）” 的偏见。它是指陪审员对审判的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者陪审员的到庭被一方当事人认为会产生不公正的后果。因此，如果陪审员与被告、被害人或证人之间有直接的家族、社会或经济关系，或受到审判结果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则构成“利害偏见”。有利害关系的偏见可以根据陪审员与审判的关系来推断确定，而不必对该陪审员的态度进行具体的评价。
（二）“特定偏见（specific prejudice）”。当陪审员对于审理中的具体案件的态度或信念，有可能妨碍他以公正的态度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时，即属于“特定偏见”。这种态度或信念源自于他本人对案件的了解、大众媒体的宣传，或者社区成员之间对案件的非正式讨论或谣传。
（三）“一般偏见”或“普通偏见”（generic or general prejudice）。这种偏见是指：由于陪审员对被告、受害人/原告或犯罪行为本身，事先存在一定的信念或固定看法，而对案件或案件参与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态度或信念，这种态度或信念有可能使案件得到不公正的裁决。与“特定偏见”不同，陪审员对案件或案件参与人的特定身份的了解是非实质性的；陪审员对当事人或犯罪本身特点的看法，导致其将案件归入一种具体类型之中，从而使陪审员有可能在确定有罪方面减轻控诉方的举证责任，或用带有偏见的方式来评价证据。种族或民族偏见是一般偏见中最为古老的、广受人知的形式之一。这种偏见是依据一个人的群体成员的身份来对其作出判断的，而不是依照所审理的案件中的证据所证明出来的具体事实。有研究结果表明，以儿童性侵害为由的指控，往往使一些人作出被告很可能是有罪的推断。一般偏见并不仅仅是痛恨犯罪本身，而是无能力依据审判证据来公正地决定是否有罪。
（四）“顺从性偏见（conformity prejudice）”。当陪审员认为某一特定案件的结果与某社区之间存在强烈的利益关系，而陪审员受此认识的影响，依该社区的情感而不是依照个人对案件证据的公正评价来作出裁决，即属于“顺从性偏见”。
在普通法国家的陪审制度中，一般都承认“利害偏见”、“特定偏见”和“顺从性偏见”，但只有少数将“一般偏见”列为偏见的一种形式〔5〕。在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法律承认“一般偏见”，其陪审法规定了一种涉及外国人刑事案件的陪审团（de medietate linguae），由六名与犯罪人相同国籍的外国人和六名英国人组成。美国的判例法和实践承认种族和其它的一般偏见。加拿大最高法院在R. v. Williams一案中就认可了以上所有四种偏见，但没有对一般偏见的界限与范围作出确定〔6〕。

三、“审前偏见”的救济

加拿大《刑法典》和判例法对于上述各种“审前偏见”规定了一些程序救济方法。除了“中止诉讼程序〔7〕”的方式之外，还有“司法指导”、“绝对回避”、“有因回避”、“改变审判地点”，以及“法官独立审理”等。
（一）“司法指导（judicial instruction）”。在英美法的陪审制度中，由法官对由外行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司法指导，是陪审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加拿大法院对于在案件审理中，由法官对陪审员进行公平、公正的司法指导的重要性，一直抱有强烈的信念。这种信念在R. v. Gorbett一案表现得更为强烈。该案件涉及到对被告先前的有罪认定可否作为证据引用的问题。法官拒绝接受陪审员已受到犯罪记录影响的调查结果，坚称：由审判法官对陪审员进行严格的司法指导，能够使陪审员依照法律履行职责〔8〕。
（二）“绝对回避（peremptory challenges）”和“靠边站（stand-asides）”程序。绝对回避是普通法的传统，至今仍然是加拿大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9〕。绝对回避是当事人可以不提出任何理由，要求一定人数的陪审员回避的一项程序权利。在涉及叛国罪或谋杀罪的案件中，控诉方和被告方均有权二十次要求陪审员绝对回避，而在被告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案件中，双方各有十二次，其它案件为每方有四次。绝对回避向被告提供了一种审判公平的感觉，使其能够将个人感觉不佳的陪审员予以排除，而不论其对该陪审员的印象背后的原因为何。此外，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如果对陪审员的公正存有怀疑，而没有充分的理由提出有因回避，绝对回避的机制就可以弥补这种缺陷。
一九九二年以前，加拿大的控诉机关有权不申明理由要求多达四十八名的陪审员“靠边站” 。这种“靠边站”程序来自英国的1892年刑法典。起初，靠边站的人数是不受限制的，但一九一七年时，将人数限制为四十八人。加拿大“靠边站”程序的原理与英国相同，即允许控诉方排除其认为不合适的或对控诉方有敌意的陪审员。但在一九九二年的R. v. Bain一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认为，“靠边站”程序违反了《宪章》，因为“一个具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这一程序赋予控诉方以优越于被告方的不公平地位”〔10〕。最后，议会修改了《刑法典》，废除了“靠边站”程序，但同时规定控诉方有与被告相同的要求陪审员绝对回避的权利。
（三）“有因回避（challenges for cause）”。加拿大法官无权以存有偏见为理由解除陪审员的职责。如果法官在公开的庭审中裁定，陪审员在待审的案件中有个人利益，与案件的法官或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证人有个人关系，或个人生活困苦或有残疾，可以免除其职责〔11〕。但《刑法典》规定，对于以公正为由的要求陪审员“有因回避”的，应由两名外行人担任测验者（trier）来决定，其程序是：随机选取两名外行人（候选陪审员）组成小陪审团，由其对被要求回避的陪审员是否公正作出裁决。当一位公正的陪审员被选出后，该陪审员就成为下一位陪审员的测试者，新选出的陪审员接着便替代原来的测试者，一直至十二位陪审员全部选出〔12〕。
法官在是否同意回避以及决定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方面起关健作用。由于法律假定陪审员是公正的，因此排除这一假定的举证责任便落在请求回避的当事人身上。实践中，这一举证责任几乎总是由被告方承担。但证明标准较低，即：只需要证明“事实的外观(air of reality)”或“现实的可能（realistic potential）”〔13〕。提出的证据可以是报纸上的文章、了解社区情况的人所作的证词，以及社会科学家发表的专家意见，有时候还可以是为了案件的目的而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
法官有责任对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的形式进行严格的控制。在R. v. Hubbert一案中，法官特别强调指出，“有因回避的目的，并不是为查明被召集到庭的陪审员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如他的人格、信仰、成见，喜好等。〔14〕”典型的做法是，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有数量的限制，一般为一至二个问题，而且要求只作出“是”或“不是”的回答。提问的问题要事先用书面写出来并交由法官批准。问题必须直接针对陪审员的心理状态提出，并由要求回避的一方当事人的律师进行提问。例如，陪审员可能会被问到：
“正如法官将会告诉你的，在决定公诉人对被告的指控是否得到事实支持时，陪审员必须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对证人的证据作出判断：
（1）你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判断证据的能力，是否会由于本案涉及到可卡因和其它毒品犯罪而受到影响？
（2）你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判断本案证据的能力，是否会由于本案被告是一名牙买加移民而死者是一位白人而受到影响？〔15〕”
一般情况下，法官不允许对陪审员答案背后的推理作进一步的探究。测试者根据陪审员作出的“是”或“不是”答案来确定陪审员能否公平和公正。
如果案件涉及审前宣传，法官可以允许提出额外的问题。如在R. v. Lesso一案中，法官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与他人讨论过这个案件吗？如果答案是‘是’，你对于被告有罪或无罪的问题发表过意见吗？如果答案为‘不是’，你对被告有罪或无罪有了观点吗？如有，你的观点是什么？〔16〕”
在加拿大，有因回避的争论主要是涉及“一般偏见”。自上世纪七十年来以来，有些地方的法官已经认识到种族偏见的存在并允许就此提出有因回避。在R. v. Parks一案中，渥太华上诉法院就认为，涉及毒品交易、犯有二级谋杀罪的黑人被告应该有权以陪审员不公正为理由申请其回避，而不必证明存在实际的偏见〔17〕。但在涉及加拿大土著人（印第安人）抢劫案的R. v. Williams一案中，法院驳回被告的申请，认为尽管广泛存在着对土著居民的偏见，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偏见与本案陪审员公正地裁决的能力之间存在联系，而且，陪审员在法官的适当指导下可以做到公正〔18〕。
（四）“改变审判地点（changes of venue）”。普通法的基本规则是审判应在犯罪的发生地进行，加拿大至今仍遵循这一原则。但加拿大《刑法典》规定，如果为了实现司法目的的便利，被告或控诉方可以申请改变审判地点〔19〕。这一条规定是为了便利于当事人或其它事项，包括社区中的主要人群受到偏见的“污染”、公正审判无法进行的情况。其标准是，有情况表明存在“不公正或成见的合理可能性”〔20〕。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改变审判地点是一种比有因回避更为严格的而且也是最后的救济方法。
改变审判地点申请人的举证责任本质上与有因回避相类似，可以是书面证据，口头证据，或专家证言。在一些案件中，专家证言的根据是在相关社区或可比性的社区里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
（五）“法官独立审判（trial by jury alone）”。根据加拿大《刑法典》规定，某些犯罪（如谋杀）的被告必须由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判。但《刑法典》也规定，如果被告方和控诉方一致同意，也可以改为由法官独立审判〔21〕。在R. v. McGregor一案中，被告被控在渥太华议会大厦附近的街上谋杀其妻，而谋杀行为刚好发生在蒙特利尔市一宗集体杀害数名女大学生的凶杀案一周年的时候。新闻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道并将其与“蒙特利尔屠杀案”联系起来。被告方辨称无罪，并希望由法官独立审判。控诉方不同意，认为改变审判地点才是合适的救济方法。被告提供了两位专家的调查数据，表明社区中不但存在极大的偏见，而且还有实质性的一般和特定证据，证明无法公正对待被告。根据加拿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给予法律上的救济。因此，法院批准由法官独立审理该案〔22〕。

四、结论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是加拿大陪审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首先，它是与加拿大的陪审制度所追求的价值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加拿大的陪审制度是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但有加拿大学者指出，“加拿大法官己经常常表示出拒绝美国式的做法，而且在最近的过去里，倾向于主要地从英国的判例法中寻求指导。〔23〕”而一般认为，美国的陪审制度，新闻自由的价值优先于审判公正的价值；英国的陪审制度，审判公正价值优先于新闻自由的价值〔24〕。因此，加拿大这种做法可以认为是对陪审制度中的审判公正价值的追求和侧重。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辛普森案（Simpson case）”，预审和整个审判过程由电视转播，审判期间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但在加拿大，对于同样引起公众关注的“本那多案（R. v. Bernardo）”，媒体对案件审判过程的报道受到了限制，以防止陪审员受到舆论和其它来源的偏见的“污染”。所以，审前偏见救济制度，是与加拿大防止陪审员在审判前受到新闻媒体和其它来源偏见的“污染”、重视审判公正价值的努力一脉相承。
其次，加拿大对审前偏见的程序救济主要是在判例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陪审制度主要依赖于制定法的规定，但关于审前偏见的规则主要是在司法判例中产生。例如，由公诉人对陪审员行使的“靠边站”回避程序，先是由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后，才由议会在修改刑法典时予以废除，代之以与被告拥有相同次数的绝对回避请求权。有关对审前偏见的其它规定，也大多在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如一般偏见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后来由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加以承认。此外，与判例法依据社会发展情况而发展变化的特点相适应，有关审前偏见救济的规则也是处于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例如，“有因回避是一种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的程序救济方法”〔25〕。加拿大法官认为，“加拿大的社会情况在变化之中，因此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来促进公平审判的法律目标的实现并培育社会大众对公正的信念〔26〕”。由此可见，加拿大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则，既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也是通过判例发展和完善起来。
再次，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体现了对公正审判价值的重视，也是判例法对陪审制度的完善，其经验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讨论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问题，尽管人民陪审制与加拿大的陪审团制很不相同，但陪审制作为人类社会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文明，其合理的成分仍具有为我们借鉴、吸收的价值。因此，加拿大的审前偏见救济制度中的合理内容，完全可以在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予以借鉴和吸收。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