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无疑是一大进步。

　　一、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的法理基础

　　（一）“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法律中均有体现

　　亲亲相隐，也即“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亲亲相隐观念起源于春秋时期，在《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这句话成为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　　

　　“亲亲相隐”制度最早由儒家提出，就是因为儒家看到并承认人的自然感情是爱有等差的，社会秩序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感情。其后的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理由”也被公开表述为尊重人类亲情。如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亲亲得相首匿”正式成为中国封建法律原则和制度。这一立法精神一经确立，即以其与儒家道德准则的和谐而永恒地成为不能动摇的传统，并为后世法律所沿袭。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此处的同居是同财共居，是不是同户籍里的人并不会对相隐原则产生影响。当然，这一原则以不侵犯统治者的根基为限，所以也存在例外：“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沿袭了唐代的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也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

　　综观中国几千年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其范围呈扩大之势，从“父子相隐”到“亲亲相隐”到“同居相隐”。从行为的本质看，相隐行为由一种法律义务逐渐转变为一种法定权利。

　　（二）日本、韩国、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法律中均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

　　与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不同的是，现代西方法治认为，亲属作证特权是一种权利，即不作证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对大义灭亲行为则不提倡也不惩罚。古今中外之所以都选择了“亲亲相隐”或容隐，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亲情都是社会的基石，允许“亲亲相隐”可能会对受害人造成不公，对司法部门查案和审判造成不便，但缺乏人情的法律，却会破坏道德伦常，亲情沦丧会起到更大的负面作用。

　　有学者指出：“在通常被人们认为最代表中国封建法制的宗法主义特色的重大问题上，西方法律传统也存在着相同或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依据‘亲亲尊尊’原则处理亲属相犯案件时强调刑事责任‘亲疏有别’、‘尊卑有别’方面，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法律不谋而合。”（参：范忠信在《中西法传统的暗合》）《日本改正刑法草案》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韩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深受中国儒家理论的影响，《韩国刑法典》规定了“藏匿人犯罪与亲属间之特例”，规定：“亲族、家长或同居之家族为犯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免除刑罚。”《德国刑法典》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者，不处罚。”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分则设立了“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藏匿人犯罪或湮灭证据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

　　可见，“亲亲相隐”，并不只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色，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韩国和日本，也都有“近亲属有拒绝作证权和近亲属窝藏得以减刑或免受刑罚”的规定，并且沿用至今。

　　二、否定亲属容隐和强迫亲属作证之缺憾

　　长期以来，“亲亲相隐”被视为封建糟粕遗弃，转而大力提倡“大义灭亲”。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表明我国亲属没有拒证权。而在司法解释中，鼓励大义灭亲的规定更比比皆是，如规定嫌疑人被亲友强送到司法机关的，可以比照自首减轻处罚。

　　亲属间相处机会远多于非亲属，故互相了解行踪远胜于非亲属。案件发生而拘系嫌疑人后，只要想收集证据，司法工作人员一般都会想到两条捷径：其一从犯罪嫌疑人口中获得，其二从犯罪嫌疑人亲属处获得。这是最经济、最方便、最传统的取证途径。法律若只规定任何知道案情者均有作证义务，只规定任何人知严重罪行不举告或藏匿犯罪人即构成隐匿罪，而不将近犯罪嫌疑人亲属排除在外，那就无异于授权司法工作人员逼迫亲属作证或动则以知情不举、隐匿或者帮助罪犯等罪责来拘传、惩罚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因为对刑事证人，在屡传不至时可以拘传，对犯罪嫌疑人可以临时拘留。这种拘传、惩罚、逼证逼供就是株连亲属的最初表现。

　　此外，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之一，仅仅是家庭内部的监督，无疑就将会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和谐关系，其行为的延伸无疑也就会损害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而如果这种所谓的家庭内部监督的结果还需要被“单位”所掌控的话，那将从根基上扭曲和破坏家庭关系的基础，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家庭以及社会伦理的失范。

　　和“亲亲相隐”相对的是“大义灭亲”，二者思想根源都发轫于先秦的春秋时期，他们如同一面风月宝鉴，照出世人截然不同的两面。然而，世人更多了解“大义灭亲”，对“大义灭亲”持肯定态度者居多，而对“亲亲相隐”则多有诟病，“大义灭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直到今日，大义灭亲的悲剧还常常见诸报端。“大义灭亲”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主要是基于“亲亲相隐”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这一错误认识。既然“亲亲相隐”为人所不齿，那么自然而然转向世人推崇的“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固然是一种正义，但正义并不是大义灭亲！法律和正义，都只是道德的最低限，理论上我们不能为了低限的正义而要求人们违背更高的道义。禁止“亲亲相隐”导致人权保障难以实现，在人权观念倍受重视的今天，人权已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学上的果实。我国已经加入了多项人权国际公约，但容有“沉默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拒绝作证权”等多种人权内容的“亲亲相隐”制度却一再被抛弃，使得人权保障在法律体系内缺少应有的载体。当人们在为“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变相关押证人”等违法违规现象探求对策时，接纳、继承“亲亲相隐”制度不失为一剂良药。　　　　　　

　　三、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的合理因素

　　对人性的热切关爱，这或许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生命之源。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看到了的那样，父母对儿女的怜惜，儿女对付母的关爱等人类情感“往往发生于一种自然的冲动或无法说明的本能”，有的本身就是“我们天性中原来赋有的某些本能”。这些本能是原始的、基本的、第一性的情感，是大自然灌注到动物身上并主要构成人的自然本性的情感，也是其发生方式不能合理的加以理解的情感。亲亲相隐制度内含尊重亲情，关爱人性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是值得珍视的。在现实生活中，“亲亲相隐”从属于一种亲情关系，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家法律应以家庭亲情为基础。亲情之爱是一切爱的基础，人们在面对这种本能的情感时一般不计较其他社会关系和利益得失，这种亲情关系在诉讼中可能与国家利益冲突，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发生矛盾，此时后者应对前者予以避让。

　　亲亲相隐所饱含的融融温情，培育、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而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则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在这里，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各取所需，但各不相同的利益，在亲亲相隐中却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达成了和谐与一致。因此亲亲相隐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亲亲相隐”看似一种悖谬的思想原则，与以往提倡的“大义灭亲”完全不符，但“亲亲相隐”的本质却恰恰反映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想。因为国家法律秩序的维护和当事人亲情关系的维系，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保证血缘亲情纽带的免于崩裂似乎更具切身利益。家庭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单位，是人们走向外缘社会的先天性架构支撑。家庭关系是最自然的社会基本组织，有超稳定的自组织功能，这也正是法律构建和运行的基础。为此，发生在家庭关系中的任何法律制度关系，必须考虑家庭成员间的特殊影响，尤其不能在制度关系中把家庭关系虚无化。鉴于此，任何倡导家属间相互监督活动都不宜开展，这种监督既违背人性又违反人文理念。没有以亲情为基础的家庭这一社会最基本社会组织细胞的有力支撑，任何法律和制度都会形同虚设。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一种伦理思想。伦理就是做人的道理，简称为人道、人理、人义，也即所说的伦理道德。柏拉图说：“伦理道德是法律的根据和归宿”。因此，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中国古代伦理刑法与国外容隐制度中关于人性之合理部分的精神和原则，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从而使刑事法律更加注重人性化与人文关怀，这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检察院

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道路交通管理实施办法（修正）
山西省人民政府
令第117号


（1988年8月19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 1997年12月17日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山西省道路交通管理实施办法〉的决定》修正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行人、乘车人以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都必须遵守《条例》和本办法。
第三条 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建立健全交通安全责任制，教育所属人员遵守交通法规，维护交通秩序。
任何人不准指使、强迫和纵容他人违反《条例》和本办法。

第二章 车 辆
第四条 凡在本省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均须持有和悬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有效证件和号牌。
驾驶员的证件、车辆的号牌和证件，除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进行管理外，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扣留或在驾驶证上记录。
第五条 凡悬挂本省号牌的货运机动车（含客货两用车）、大型客车、轿式拖拉机，须按规定漆喷单位名称；货运机动车、挂车、拖拉机挂车，须在车厢后栏板上漆喷本车放大牌号或挂车牌号；客运出租机动车，须按规定漆喷单位名称和“出租”标记，漆喷字迹必须保持清晰。小型出
租车还须安装有“出租”字样的室外顶灯。
第六条 凡悬挂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号牌的机动车，在本省停留、行驶在一个月以上的，必须先到停留、行驶所在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进行检验、登记。
第七条 机动车拖带挂车时，连接装置必须牢固，并须附设安全保险链，挂车须在两轴之间的车身两侧设置安全防护网栏。
第八条 带半挂车的机动车、平板车、铰接式客车不准拖带挂车或牵引车辆。
第九条 机动车（摩托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和拖拉机除外）须随车配备灭火器。灭火器必须安装牢固，取用方便。
第十条 车辆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或损坏时，驾驶人员应及时将车移开，不得妨碍交通。无法立即移开的，须及时报告当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视情况，限定时间、地点，监督当事人按时移开。
第十一条 牵引车辆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三轮摩托车只准牵引同类车辆；
（二）带挂车的拖拉机不准牵引车辆或被其他车辆牵引；
（三）用软连接装置牵引时，牵引绳索长度为5－7米，在积水、冰雪覆盖和泥泞的道路上，可适当延长1－4米。

第三章 车辆驾驶员
第十二条 全省机动车驾驶员实行统一的违章记分考核办法。具体办法由省公安厅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本省驾驶员驾驶车辆时，须携带安全考核证；
（二）车辆行驶时不准戴耳塞、耳机收听广播、录音；
（三）驾驶摩托车不准手中持物或在车把上悬挂物品；
（四）学习驾驶员不准驾驶试刹车的车辆，不准牵引故障车。
第十四条 机动车驾驶员必须按时参加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组织的各种交通安全会议及其他形式的安全活动。

第四章 车辆装载
第十五条 车辆载物须紧靠车厢前栏板，笨重物品需装载均衡，捆绑牢固，物品前面和两侧不准乘人。
第十六条 车辆载运容易散落、飞扬、流漏及有碍卫生的物品时，须封盖严密，如有遗漏须立即停车密封并及时清除遗漏物。
第十七条 出厂时车顶设有固定行李架的客运汽车的载物高度，大型客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4米，小型客车不准超过2．5米，宽度和长度不准超出行李架。
第十八条 二轮摩托车载物，其载重量不准超过70公斤，载物时不准载人；侧三轮摩托车载物，载重量不准超过100公斤，高度从地面起不准超过1．5米，宽度和长度不准超出车斗，所载物品不得影响驾驶员安全操作。
第十九条 自行车载物，在大、中城市市区的道路上，载重量不准超过50公斤。
第二十条 车辆载运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和剧毒等危险物品时，须经公安机关批准，按指定的路线、时间和规定的时速行驶，并须有专人押运。沿途停车时必须选择安全地段，随车人员不得离开。
第二十一条 机动车辆载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大型货运汽车运输货物不超过50公里时，车厢内可以附载押运或装卸人员1－5人，并须留有安全乘坐位置；
（二）小型拖拉机的挂车和后三轮摩托车，乘坐押运或装卸人员不准超过2人；
（三）二轮、侧三轮摩托车驾驶员座前不准乘人，驾驶员身后载人不准侧坐。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市区道路上骑自行车，只准带学龄前儿童一人，通过交叉路口和繁华路段必须下车推行。在县城道路上，自行车带人由当地人民政府自行规定。

第五章 车辆行驶
第二十三条 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除用交通标志或路面文字标记标明车道的以外，车道划分自道路中心线或中心分隔带、中心隔离设施起向右依次排列为小型机动车道、大型机动车道、低速机动车道。
第二十四条 车辆必须按规定的车道分道行驶；
（一）在同方向划有3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小型客车在小型机动车道行驶，其他机动车在大型机动车道行驶，限速30公里以下的机动车和其他机动车低速行驶时在低速机动车道行驶；
（二）在同方向划有两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小型客车在小型机动车道行驶，其他机动车在大型机动车道行驶；
（三）机动车在不影响相邻车道的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可以借用相邻车道行驶；
（四）机动车在变换车道行驶时，须在变道前30米以外开转向灯，在保证相邻车道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下，方可变道，变道后应关闭转向灯。
第二十五条 机动车行进中遇前方交通堵塞时，须在本车道内依次停车等候，交通疏通后按顺序通行，不准穿插超越。
第二十六条 车辆因特殊原因需要通过禁止通行的道路时，须经当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严禁超过桥梁限载标准的车辆过桥，特殊情况下，必须通过时，须经公路管理部门同意，由当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办理手续，并由行车单位或个人和公路管理部门采取有效的技术保护措施。
第二十七条 起重车行驶的最高时速，城市街道为40公里，公路为50公里。
第二十八条 机动车行驶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减速慢行，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过：
（一）通过无交通指挥信号或无人指挥交通的路口时；
（二）通过繁华街道、村镇、行人密集或有障碍的路段时；
（三）通过有水的路段时；
（四）通过边修路边通行的路段时。
第二十九条 机动车试车，须悬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试车号牌，并按指定的路线、时间行驶。试车时，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驶，车上不准乘坐与试车无关的人员。
第三十条 车辆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道路，遇有少年儿童列队或残疾人横过车道时，须减速让行。
第三十一条 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时，不得熄火或空档滑行。
第三十二条 车辆出入单位门口，须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车辆和行人。
第三十三条 车辆在狭窄的傍山险路会车时，靠山壁的一方须让对方先行。
第三十四条 清运粪便的罐车、垃圾封闭车、绿化水罐车，在保证交通安全畅通的情况下，不受行驶路线的限制。
第三十五条 在车行道和行人较多的道路上不准学骑自行车、三轮车。
第三十六条 车辆在道路上临时停车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环行路、单行道、商业集中路段、步行街和设有交通物体隔离设施的街道，不准停放车辆；
（二）路面宽度不足7米的道路，一侧有障碍物的，障碍物对面一侧前后20米内的路面不准停车；
（三）在允许停车的街道和公共汽车、电车、职工接送车站（点）停车时，前后轮距道路边缘或站台不得超过40厘米。

第六章 行人和乘车人
第三十七条 任何人不准在车行道上玩耍、打闹、坐卧和攀登、跳跃交通护栏和其他交通设施，或进行其他有碍交通的活动。
第三十八条 乘车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车辆行驶中，不准与驾驶员闲谈、嘻闹或有妨碍驾驶员安全驾驶的其他行为；
（二）不准向车外投掷实物；
（三）乘坐货运汽车，须从车身右侧或尾部上下车；
（四）乘坐职工接送车应按指定站点依次候车。

第七章 道 路
第三十九条 不准在道路上打场、晒粮、泼水以及进行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
第四十条 在公路两侧国家规定留地范围内，不准修建临时或永久性建筑。在公路两侧留地范围外，修建饭店等商业场所的，须有相应的停车场地。
第四十一条 经当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占用道路施工的，应持施工执照、占路许可证，按核准的地点、时间、范围和要求挂牌施工；维修、抢修路面和道路公共设施时，不得中断交通，因特殊情况需中断交通的，必须经公安机关批准。
第四十二条 未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不准在道路上设置停车场、停车点、存车处、广告牌、宣传栏或组织大型文体等活动。
第四十三条 在城市街道两侧设置遮阳帐篷、立体霓虹灯，不得妨碍交通。设置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准低于2．5米，宽度不准超过人行道，支撑杆不准妨碍行人通行。
第四十四条 横跨道路的管线、标语，高度从地面起不得低于5米。
第四十五条 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在街道上用高音喇叭进行广播宣传。
第四十六条 装卸货物占路时，须凭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装卸占路证，按指定时间装卸，并及时将路面清扫干净。
第四十七条 道路出现水毁、塌方、凹陷、隆起、溢水等情形时，养护部门及有关单位须采取安全措施，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修复。
第四十八条 新建、改建道路，须按《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及有关规定，设置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后方可使用。标志和标线应经常维修，保证齐全、醒目。
第四十九条 道路两侧的树木、电杆、电线等出现倾斜、折断时，有关部门应及时修复。砍伐树木、维修电杆和电线，或在道路附近进行爆破等作业时，必须采取安全措施，不得堵塞交通。
第五十条 根据交通管理的需要，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以采取路段限时禁行或限时通行的措施。

第八章 处 罚
第五十一条 凡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规定的行为，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本办法中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违反载运危险物品规定的；
（二）未经批准，驾驶超过桥梁限载标准车辆过桥的；
（三）转借、涂改、伪造、冒领安全考核证的；
（四）不按规定试车的。
第五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不按规定漆喷单位名称、放大号牌或漆喷字迹不清晰的；
（二）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
（三）本省驾驶员不按规定申领、使用机动车装卸证的。
第五十四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扣2个月以下驾驶证：
（一）驾驶无牌证车辆的；
（二）不按规定牵引损坏车辆的；
（三）违反规定载运物品的。
第五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扣4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驾驶证：
（一）不按规定驾驶教练车的；
（二）车辆发生故障不按规定移开的；
（三）遇前方交通堵塞时，强行穿插超越的；
（四）违反规定停车的。
第五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二轮、侧三轮摩托车驾驶员座前乘人或驾驶员身后载人侧坐的；
（二）本省驾驶员驾车不携带安全考核证的；
（三）驾驶车辆时戴耳塞、耳机收听广播、录音的。
第五十七条 无驾驶证的人驾驶机动车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八条 在公路两侧留地范围内的违章建筑，由当地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拆除；在公路两侧留地范围外修建饭店等商业场所没有相应停车场地的，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超过批准时间、范围占用道路和不及时清除施工现场的，除补交占地费外，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不按规定设置施工标志的；
（二）不按规定占路装卸货物的；
（三）砍伐树木、维修电杆和电线，或在道路附近进行爆破等作业不采取安全措施的。
第六十条 非公安交通管理人员，随意扣留机动车驾驶员证件、号牌或在驾驶证上记录的，处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第六十一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乘车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处5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第六十二条 受罚款的人当场未交罚款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暂扣其有关证件或车辆。
被扣车辆一年之内不领取的，逾期将车辆上交国库。
罚款全部上缴当地财政。
第六十三条 对无故拒绝接受公安交通管理人员检查或辱骂、殴打公安交通管理人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六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现发布《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山西省道路交通管理实施办法〉的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决定对《山西省道路交通管理实施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十二条修改为：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或警告：
（一）违反载运危险物品规定的；
（二）未经批准，驾驶超过桥梁限载标准车辆过桥的；
（三）转借、涂改、伪造、冒领安全考核证的；
（四）不按规定试车的。
二、将第五十三条修改为：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不按规定漆喷单位名称、放大牌号或漆喷字迹不清晰的；
（二）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
（三）本省驾驶员不按规定申领、使用机动车装卸证的。
三、将第五十四条修改为：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扣2个月以下驾驶证：
（一）驾驶无牌证车辆的；
（二）不按规定牵引损坏车辆的；
（三）违反规定载运物品的。
四、将第五十五条修改为：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扣4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驾驶证：
（一）不按规定驾驶教练车的；
（二）车辆发生故障不按规定移开的；
（三）遇前方交通堵塞，强行穿插超越的；
（四）违反停车规定的。
五、第五十六条修改为：“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或警告，……。”
六、第五十七条修改为：无驾驶证的人驾驶机动车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七、第五十八条删去“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修改为“处以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中的罚款幅度修改为“50元以上200元以下”。
八、第五十九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九、第六十条中的罚款幅度修改为“10元以上50元以下。”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山西省道路交通管理实施办法》作相应修正，在《山西政报》上重新发布。



1988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