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案件来源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06）镇徒刑自初字第7号判决书、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镇刑二终字第25号裁定书。

二、案件要旨
通过提起刑事诉讼往往能更快、更好的获得赔偿，并可立即制止侵权人继续泄露商业秘密，防止扩散，因此，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且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商业秘密权利人可选择以刑事自诉的方式追究侵权人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

三、基本案情
1997年年底，焦化公司成立石墨化焦施工组，并先后任命被告人姚某为副总指挥兼技术负责、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兼科研所所长、副总工程师、镇江金阳高碳材有限公司技术责任人。其后，焦化公司自行研制出生产高纯石墨碳材的连续石墨化生产工艺技术。经江苏省科技咨询中心鉴定，该技术属非公知技术。1997年11月和2000年9月，焦化公司两次与被告人姚某签订商业秘密保护协议，对公司商业秘密的范围、保密措施、奖励与处罚、职工离职后的保密义务等均作了明确规定。姚某承诺其无条件、永久保守焦化公司的商业秘密，如因故去其他单位，保证不参与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工作，三年内不从事与公司相关的业务等。至2004年4月，被告人姚某在焦化公司每月领取保密津贴200元。
2004年1月至3月间，晋阳公司董事长段某、副总经理吴某经人介绍认识了被告人姚某后，即多次邀请其到晋阳公司合作建立煅后石油焦石墨化工厂。同年3月10日，姚某违反其与焦化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约定，与晋阳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合作完成与焦化公司“高纯石墨碳材”的同类产品，即煅后石油焦连续石墨化生产项目，晋阳公司向姚某支付酬金300万元。同月12日，晋阳公司向姚某提供的开户行及账号汇入人民币100万元。同年6月10日，姚某向焦化公司提出辞职，并与焦化公司解除合同。
2004年5月至7月，被告人姚某先后两次去晋阳公司指导解决煅后石油焦石墨化炉的改造。期间，姚某向晋阳公司披露了“连续石墨化生产工艺技术”中的温控、绝缘保温等系统关键技术；对晋阳公司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的设备和技术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将焦化公司的核心技术碳砖作为炉衬的生产厂家康达碳素材料厂告诉吴某，并主动与该厂厂长联系，告知其按焦化公司的规格尺寸生产，后吴某在该厂购得与焦化公司同样规格尺寸的碳砖1800块等行为。被告人姚某的上述行为使焦化公司所拥有和掌握的连续石墨化生产工艺专有技术严重外泄，给焦化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被告人姚某依协议可获利300万元，实际已获取100万元。焦化公司据此认为姚某的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鉴于公安机关不予追究姚某的刑事责任，故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向法院提起自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姚某的刑事责任，并赔偿自诉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50万元。
案发后，被告人姚某退出赃款人民币100万元。
上述事实有司法鉴定报告、保密协议、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

四、法院审理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焦化公司的生产高纯石墨碳材的连续石墨化生产工艺技术，是其单位科研人员通过多年的研究自行开发的，具有专业性，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焦化公司创造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且经焦化公司采取了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向员工支付保密津贴等保密措施，故该生产工艺技术构成商业秘密，为法律所保护。被告人姚某在职期间和离职后违反了权利人焦化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从中实际获利100万元，并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法应予处罚。
由于被告人姚某的行为给自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但该赔偿应限于自诉人所受重大损失的数额，对超过损失数额部分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姚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姚某赔偿自诉人焦化公司损失人民币100万元。
判决后，姚某不服，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生产高纯石墨碳材的连续石墨化生产工艺技术”并非商业秘密；上诉人仅是对“温控”、“绝缘保温”等部分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并未向晋阳公司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技术，没有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晋阳公司研制的新产品并未投入生产，故其未给自诉人造成任何经济损失。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并认为针对上诉人姚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1）焦化公司自主研发的连续石墨化生产工艺技术，经鉴定机构依法定程序鉴定等证据证明，符合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应受法律保护；（2）上诉人姚某通过修改图纸或现场指导等方式，对晋阳公司石墨化焦电煅炉的温控系统提出改建议，提供了生产方面的技术指标参数，并帮助晋阳公司解决炉内衬材料的选取和采购工作等，其行为直接泄露了相关的商业秘密；（3）晋阳公司研制的高纯石墨碳材虽未投产，但上诉人披露、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致使商业秘密外泄，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该损失数额可按上诉人的实际获利所得认定。据此，上诉人姚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公安机关经过多方侦查，始终无法确认焦化公司重大损失的数额，只好作出撤销案件，不予追究姚某刑事责任的决定。但由于侵犯商业秘密案属于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因此，焦化公司便以此为依据，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那么，什么是刑事自诉案件，向法院提起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自诉案需满足哪些条件呢？
刑事自诉案件是指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的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由于侵犯商业秘密案（属于侵犯知识产权案的范畴）属于法条中所规定的第二种情形，因此侵犯商业秘密案也属于可提起刑事自诉的范畴。
根据自诉案件的特征和法律的相关规定，提起侵犯商业秘密刑事自诉案件的条件为：（1）有适格的自诉人。即遭受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才有资格提出；（2）有明确的被告人和具体的诉讼请求。即起诉时必须有明确的被告人，并在诉状中列明起诉的罪名是侵犯商业秘密罪，以及请求法院追究被告人何种刑事责任；（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即商业秘密权利人在提起自诉时，须向法院提供能够证明被告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证据；（4）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并在追诉时效内提起。即商业秘密权利人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有关规定，在法定的追诉时效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由于通过刑事途径往往能更快、更好的获得赔偿，并可立即制止侵权人继续泄露商业秘密，防止扩散，很多商业秘密权利人愿意选择以刑事诉讼的方式追究侵权人的责任。但由于商业秘密案的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证据，因此权利人在选择以自诉方式提起刑事诉讼时，应注意收集证据，并可委托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专业的鉴定，对权利人信息是否具备的非公知性、经济价值与实用性以及与侵权人的信息、双方信息的对比结果等做出认定。


　　所谓恶意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恶意串通，利用调解规则骗取法院调解书，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是虚假诉讼结案的主要方式。按照恶意的主体双方的参与标准，可将恶意串通分成一方恶意串通与双方恶意串通，本文讨论的是指双方恶意串通。随着调解热的兴起与调解率考核的严格要求，一些当事人利用调解的自愿处分性和法院调解书的对世性，进行虚假诉讼。法院进行调解的风险性也日趋增加。

一、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法院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法院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法院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法院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法院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法院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恶意调解的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1、民间借贷案件；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法院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法院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法院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其次，法院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法院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公平正义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法院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虚假调解书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