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哈政发〔2008〕18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新修订的《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业经2008年8月7日第31次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执行。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履行市政府法定职责，规范市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工作人员的工作程序和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国务院工作规则》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规则。

　　第二条 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第三条 市政府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组成人员及其职责

　　第四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执政为民，忠于职守，求真务实，勤勉廉洁。

　　第五条 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工作部门的主任和局长。
　　第六条 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全面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第七条 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八条 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内事外事活动。
　　市长外出学习、出国访问等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主持市政府的工作。

　　第九条 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协调落实市政府决定事项和市长交办事项。副秘书长受市政府领导委托，可代表市政府出席有关会议、活动。

　　第十条 市政府各委、办、局实行主任、局长负责制，由其领导本部门的工作。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第十一条 市政府要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十二条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积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十三条 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执法，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四条 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第十五条 强化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第十六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第十七条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财政预算，涉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地方性法规议案、市政府规章等重大决策，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八条 市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经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当充分协商；涉及区、县（市）的，应当事先听取区、县（市）政府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

　　第十九条 市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多种形式，征询市人大、市政协意见，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条 市政府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决定。市政府办公厅要加强对决定事项执行情况的督办检查和跟踪反馈，确保政令畅通。对市政府工作部门实行督查考核制度，重点考核市政府重要决策和工作部署、重大项目建设推进落实情况以及市政府领导批示交办事项的办理情况等。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

　　第二十二条 市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适时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议案，制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废止不相适应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拟订和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公布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规章实施一年后要有计划地进行评估。

　　第二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议案、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市政府法制部门组织起草或进行审查，并负责规章的解释工作。

　　第二十四条 市政府各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内容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不得超越本部门的职能范围，应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或报市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及重要涉外、涉港澳台事项，应当事先请示市政府；部门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发布前须经市政府批准。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依法及时报市政府备案，由市政府法制部门审查并定期向市政府报告。

　　第二十五条 认真落实行政执法主体公告制度、行政复议制度、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严治政。坚决贯彻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受追究。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第二十六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市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政策，除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第二十八条 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及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按照有关规定，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公报》和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第二十九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自觉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质询和评议，认真办理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依法备案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自觉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办理政协提案，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条 要依法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监督。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行政案件时积极出庭应诉、答辩，自觉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和裁定。

　　第三十一条 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法制等部门监督。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三十二条 要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健全政府层级监督制度，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

　　第三十三条 要自觉接受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和社情民意反映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市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对待，严肃查处，积极整改，并向社会公布办理结果。

　　第三十四条 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完善信访工作制度，畅通信访渠道。市政府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坚持接访和“下访”制度，认真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第三十五条 要严格执行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肃问责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第三十六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严格按照程序和时限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第三十七条 要认真执行财经纪律，严格规范职务消费和公务活动。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第三十八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勤政廉洁，不得利用职权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报告工作制度

　　第三十九条 市政府实行向省政府报告工作制度。市政府一般应在年中和年末向省政府全面报告工作情况，对省政府部署的工作、交办事项的办理情况，以及我市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事件，应及时报告。

　　第四十条 市政府坚持向市委报告工作制度。市政府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决算草案，涉及全局的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建设项目，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以及其他需要市委组织协调的重大事项，应向市委报告。

　　第四十一条 市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定期或不定期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

　　第四十二条 市政府各部门及各区、县（市）政府要认真落实市政府工作安排部署，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市政府报告执行情况；遇有重要情况或重大事件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第十章 会议制度

　　第四十三条 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专题会议制度。

　　第四十四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政府组成人员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副秘书长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主要任务是：

　　（一）总结、部署市政府年度或阶段性工作；
　　（二）讨论通过需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重要报告；
　　（三）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必要时由市长决定随时召开。

　　第四十五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副秘书长列席会议。根据需要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必须有常务会议组成成员半数以上到会方能举行。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重要会议、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二）决定上报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和省政府、市委的重要报告、请示以及提请市委常委会议审议的事项；
　　（三）讨论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报告、法规议案及重要事项　。
　　（四）讨论决定市政府发布的重要决定、规章、规范性文件；
　　（五）讨论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重要资源配置和社会分配调节、重大项目建设、重大资金使用等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
　　（六）讨论决定市政府各部门、各区县（市）政府的重要请示、报告事项；
　　（七）讨论决定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两次，必要时由市长决定随时召开。

　　第四十六条 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政府秘书长或分管副市长协调、审核后，报常务副市长、市长确定。提交会议的文件及相关资料应于会前发放。如对议题有分歧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

　　第四十七条 市政府领导成员和其他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因故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须向市长请假。

　　第四十八条 各部门、单位出席或列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的参会人员，会上发表与会前协调时不同的意见，应说明理由。

　　第四十九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纪要由市政府办公厅报请秘书长、常务副市长审核后，由市长签发。

　　第五十条 根据工作需要，市长、副市长或受市长、副市长委托由秘书长、副秘书长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处理市政府专项工作。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由会议主持人或委托人签发。

　　第五十一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格，严格审批。应由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不以市政府名义召开，不邀请区、县（市）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全市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视频会议等快捷、高效、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十一章 公文审批制度

　　第五十二条 报送市政府运转、审批和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制发公文，应严格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哈尔滨市〈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实行公文制发总量控制、计划审批，提高公文质量，增强公文效能。

　　第五十三条 市政府办公厅负责统一处理和承办各类公文（含电报）；负责协助市政府领导审核或组织起草以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制发的公文。

　　第五十四条 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报送市政府的各类非密级公文，原则上通过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进行传送，其中联合制发的非密级公文由主办单位负责传送。由市政府办公厅将接收的非密级公文导入办公厅办公自动化系统，按照电子公文运转方式运转。
　　市政府领导不直接接收、不直接审签、不直接批办非通过市政府办公厅规定程序报送的正式、规范性文件，避免形成“倒流文”。市政府领导对直接呈报本人的各种正式、规范性公文，均应批转市政府办公厅按程序处理。
　　密级公文不得通过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或电子邮件系统进行传送，仍按原形式和保密规定运转。

　　第五十五条 以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制发非密级公文，一律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履行签发程序，由市政府领导在网上审签；密级公文仍采取纸质公文形式履行签发程序。

　　（一）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规议案，市政府发布的规章、命令、通告，由市长签发。
　　（二）以市政府名义向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省政府的请示、报告，由市长签发。
　　（三）以市政府名义制定的公文，经秘书长、分管副市长审签后，由市长签发。
　　（四）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制定的公文，属于政府一般日常工作的，经秘书长审签后由分管副市长签发；属于涉及面广、比较重要的，经秘书长、分管副市长审签后由常务副市长签发。
　　（五）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与不相隶属的平行机关联合发文时，应经有关机关领导会签后，按上述权限送市政府领导签发。

　　第五十六条 要按照规定时限审批和办理公文，提高公文运转效率。对呈报市政府的请示事项，如在规定时限内未提出审批意见且未说明情况的，原则上视为同意；市政府批转到各地区和各部门提出办理意见的公文，如在规定时限内未回告意见且未说明情况的，视为同意。

　　第十二章 加强作风纪律建设

　　第五十七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第五十八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

　　第五十九条 市政府各部门发布涉及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信息，要经过严格审定，重大情况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第六十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和外事纪律，严禁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第六十一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市政府各部门要加强学习型机关建设。市政府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轻车简从，简化接待，不得要求基层迎送。

　　第六十二条 除国家、省及市委、市政府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市政府领导一般不出席各区、县（市）和各部门、各单位召开的业务会议以及其它事务性活动。

　　第六十三条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外出报告和请假制度。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离哈或休假，事前须向市长请假，由市政府办公厅通报市政府其他领导。区县（市）长、市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离哈或休假，须向主管副市长报告，向市长请假。

　　第六十四条 市政府领导及工作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出国（境），由市外侨办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全市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办理。为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分管同一系统的副市长、副秘书长和部门主要负责人，一般不应同时出访。

　　第十三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市政府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受省政府工作部门和市政府双重领导的机构，比照市政府工作部门执行本规则。

　　第六十六条 市政府办公厅可依据本规则，制定会议管理、公文处理、公务活动和督促检查等实施细则。

　　第六十七条 本规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2005年3月1日发布的《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哈政发〔2005〕2号）同时废止。



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完善研究

段明学

一、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历史发展
在我国，长期以来将起诉法定主义确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1]，而将起诉便宜主义作为起诉法定原则的例外。所谓例外“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渗入了一些起诉便宜主义的内容而已”[2] 。原则具有普遍性，例外则具有特殊性，因而，将起诉法定主义规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而将起诉便宜主义看作例外，反映出刑事追诉仍然以报应主义为主的立法思想。
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直接来源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据文献资料表明，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法律中就有对犯罪嫌疑人的不起诉的规定。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县市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权责的规定》中，对于汉奸、特务及内战战犯等案件，“侦查的结果嫌疑不足，或其行为不成立犯罪，再则纵系罪犯，而以不起诉为适当时，则公安机关均有权释放，不予起诉，司法方面不得干涉”。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中规定了“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于起诉。”1959年，我国为处理在押日本战犯而实行免予起诉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条件的1017名战犯作了免予起诉处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79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该法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它主要是通过免予起诉制度体现出来的。该法第101条规定，“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免予起诉。”由于免予起诉以承认犯罪嫌疑人有罪为基础，有悖于未经法院判决不得有罪的诉讼法理，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导致免予起诉在实践中被普遍滥用。因此，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免予起诉制度，但同时保留了免予起诉制度中所贯彻的起诉便宜主义的合理因素，赋予检察机关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建立了相对不起诉制度。
须指出的是，我国立法机关赋予检察机关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是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最早主要并不是为了解决诉讼经济的问题，而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3] 。尽管我国刑事犯罪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但诉讼经济不是赋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直接动因。同时，在我国，教育刑思想并不占有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我们坚持的是“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观念。肇始于1983年的“严打”及1996年修订的刑法典呈现出“重刑化”倾向，似乎与国际上的“重重”政策不谋而合。但司法机关在执行严打政策，强调“快捕快诉”、“从重从快”的同时，却对“轻轻”政策认识不足，西方社会流行的“轻轻”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回应，因而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至今日，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也不是迫于诉讼效率方面的压力。因此，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并不是检察制度自然发展的产物。这是我们在探讨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时必须首先需要明确的。
二、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权限
我 国检察机关享有哪些自由裁量权？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自由裁量权？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检察机关在立案、立案监督、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刑罚执行监督等各个方面都享有自由裁量权。[4]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姑且不谈其它方面，单就法律的规定来看：（1）在立案阶段，只要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86条之规定就应当立案或者不予立案。检察官没有选择权，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就得立案，而不能选择不立案，可见，在立案阶段我国检察官没有自由裁量权；（2）在立案监督阶段，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第87条之规定就应当监督公安机关立案，而涉嫌犯罪与无罪的评价，均是建立在案件事实基础之上的，不能把有罪说成无罪，因此，检察官在立案监督阶段也没有自由裁量权。（3）在侦查阶段，侦查通常从立案后开始进行到案件事实全部查清，作出起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时终结。《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一款规定，侦查必须依法进行，那么，只要案件事实全部查清，就应当侦查终结，没有查清，仍应继续侦查，而不应以是否必要来体现。因此，在侦查阶段，检察官也没有自由裁量权。（4）在审查批捕阶段，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三个条件，就应当批准逮捕，否则不批准逮捕，而不应以涉嫌有罪与无罪的评价过程，作为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衡量标准，因为只要嫌疑人的行为涉嫌有罪，就不能自由裁量为无罪。（5）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一款的法定不起诉和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的存疑不起诉都不属于起诉便宜主义，存疑不起诉从法理上讲，应是“应当”不起诉而不是“可以”不起诉，因此，检察机关对此没有自由裁量权。（6）在刑罚执行监督阶段，《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检察院要履行刑罚执行监督权，那么必须依据刑法关于减刑、假释的实体条件作出衡量、判断，这种衡量和判断必须建立在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不能将有说成无，更不能想当然地自由选择，因此，在刑罚执行监督阶段，检察官是没有自由裁量权的。
因此，我国检察机关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其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对于已经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斟酌具体情况而作出不起诉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具体说来，在下列情形下，检察机关可以裁量适用不起诉：
（1）刑法第7条规定，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我国刑法最高刑 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2）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的犯罪，依我国刑法最低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3）刑法第10条规定，在我国领域外犯罪，并且在外国已经受过刑事处罚的。
（4）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
（5）刑法第20条、21条规定，防卫过当及避险过当的。
（6）刑法第22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
（7）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
（8）刑法第28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
（9）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10）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的。
（11）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立功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
（12）刑法每241条第6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按照被拐志卖的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收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解救的。
（13）刑法第351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它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
（14）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3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
（15）刑法第392条规定第2款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 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1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人的真实身份或者犯罪事实与起诉书中叙述的身份或指控犯罪事实不符的，可以要求变更起诉；发现遗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起诉和审理的，可以要求追加起诉；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因此，我国检察机关还享有变更起诉、追加起诉及撤回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总的说来，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品种极为有限，难以适应刑事诉讼对公正和效率的要求。正是如此，许多地区都突破法律的既有框架和现有空间，不同程度地运用暂缓起诉、豁免权及辩诉交易权。问题在于，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运用这些权力时超越了法律的权限，是一种“违法”试验，有损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而且，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和论证，各地的认识十分模糊，做法极不统一，有的甚至给人一种“做秀”的感觉。这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目标是极为不利的。
三、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品种单一，适用范围狭窄，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功效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犯罪增多对诉讼经济的诉求，刑事诉讼中对抗制因素的引进及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等都对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因此，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无论是暂缓起诉，豁免权抑或辩诉交易等，在我国都可以找到其生长发育的土壤。下面，试就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发展的宏观条件进行分析。
（一）社会空间：犯罪增多的压力
如前所述，我国赋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并不是迫于诉讼效率方面的压力。即便如此，由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缩短诉讼时间，节省人力、物力，能够减少诉讼成本投入，因此在刑事案件的发案数逐年上升，司法机关处断案件压力越来越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在实现诉讼经济的价值方面所具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及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深，我国刑事犯罪逐年上升。据统计，1998—2003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诉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4.5％和30.6％。[5] 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83万件，比前五年上升16％，判处犯罪分子322万人，上升18％。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81.9万人，占25％。[6]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刑事犯罪案件上升幅度越来越大，司法机关处理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司法资源是有限的，不充分的。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都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就我国而言，一方面司法资源严重短缺，另一方面诉讼成本明显偏高。“我们国家为了打击各种犯罪，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仅关押一个犯人，每年就需要花费1 万元以上的费用。”[7] 现实决定了对犯罪不应当也不可能做到每案必究。国家应当将有限的司法资源放到追究大案、要案上去。对于轻罪案件，应当用尽可能少的司法资源对之进行处理。刑事犯罪的增多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矛盾日益突出，这为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扩大提供了社会空间（条件）。因此，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措施，是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的客观要求。
（二）制度空间：对抗制因素的引进
我国在传统上一直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强调国家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用，尤其是强调法官在审判中积极查明案件事实的作用，而不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因此，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历来较小。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检察机关也没有必要享有那么大的自由裁量权。1996年刑诉法适当引入了英美对抗制的因素。在法庭上，询问被告、询问证人、出示物证、宣读书证和鉴定结论等，都不再以法官为主进行，而主要由检察官和律师进行，且在这个过程中，控辩双方可以相互辩论。对抗制因素的引进，既加强了检察机关的控诉责任，同时又为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提供了制度空间。因为对抗制（Adversary System）,从实质意义上看，意味着“控辩双方拥有对案件中的实质问题或诉讼标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处分的权利”[8] 。在英美等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存在激烈的对抗。由于检察官承担控诉职能，要用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而在实践中，搜集证据的难度是相当大的，需要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如果对每一个案件，检察官都投入同样的资源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有必要赋予检察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由此可见，我国在引入对抗制因素后，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三）观念空间：司法观念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众的司法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对犯罪的认识渐趋理性化，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更加重视。之前，我们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的“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这一论断，将犯罪视为一种敌对性的行为，是对统治关系的破坏，因而将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视为有罪之人，并对犯罪人给予严厉制裁和打击。而在现在，犯罪被认为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纠纷与冲突，犯罪行为人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因而应给予作为人的尊重与保护。正如黑格尔所言：由于文化的进步，对犯罪的看法已比较缓和了，今天刑罚早已不像百年以前那样严峻。
在保障人权观念的指导下，我国更加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尽量使他们避免受到非人道、不公正的待遇。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清理超期羁押、对未成年人实行暂缓起诉（尽管是“违法试验”）等，都体现了对被告人的关怀，体现了司法的人性化色彩。因此，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就成为实现司法文明的一个重要举措。检察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就能够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合理的处理决定，而不是古板地将犯罪人送上审判席、投入监狱，这样更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以及对他们的教育挽救。
四、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发展及完善
（一） 审前程序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完善
1.完善不起诉裁量制度。
一般地说，不起诉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定不起诉，即对于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必须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起诉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因而不属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二是酌定不起诉，即对于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官斟酌具体情况作出不起诉决定。[9] 我们所讲的不起诉权主要就指酌定不起诉。
第一，拓展不起诉的案件范围。
刑诉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范围主要就限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而对于什么是“犯罪情节轻微”，理论及实务界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指的是罪名轻，犯罪的情节也轻；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仅指犯罪的情节轻微，而不管该罪名是轻还是重。依第一种观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案件范围相当狭窄。而依第二种观点，则范围较宽。我们认为，立法对授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从立法的前后变化明显可以看出。其目的就在于严格限制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案件范围，即限定在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至于犯罪情节较重的案件，检察机关不得作出不起诉处理。因此，我们同意第一种观点，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检察官只能对轻微犯罪案件，才可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不起诉。
总的说来，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案件范围不适应犯罪多样化的社会形势，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也没有体现出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因此，应当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拓展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空间，扩大检察官不起诉权的案件范围。
我们认为，对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修改完善，可以包括如下内容：（1）根据犯罪情节和公共利益，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裁量作不起诉处理。（2）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根据犯罪情节、公共利益和悔罪表现，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这是参照刑法第72条关于适用缓刑的规定而提出来的。因为缓刑与不起诉的法律后果相当，所以不须浪费司法资源，等到审判阶段宣告缓刑。（3）对过失犯罪情节较轻的，检察机关可以裁量作不起诉处理。司法实践中适用缓刑的案件比较多。但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的过失犯罪除外，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属于职务上、业务上富有特定责任的特殊主体，他们的渎职犯罪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的损害往往是很大的，这类犯罪嫌疑人如果确需作不起诉处理，只应作为特例而存在。（4）原则上老年人（70岁以上）、未成年人（18周岁以下）、聋哑、盲人以外的其他残疾人犯罪，情节较轻的，检察机关可以作不起诉处理。（5）犯罪后有立功表现的，检察机关可以裁量作不起诉处理。现行刑法第68条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们认为，从刑事司法的整体平衡角度以及鼓励犯罪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积极为公安司法机关提供犯罪线索方面来看，应放宽有立功表现免除处罚的条件，只要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表现，哪怕是一般的立功表现，也可以综合案件其他情节，考虑是否可以不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