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 民政部 财政部等


司法部 民政部 财政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建设部 卫生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档案局

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的意见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3年9月1日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难群众请律师难、打官司难的问题。但是，目前法律援助工作还存在经费短缺、相关制度不配套、经济欠发达地区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难等问题，制约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条例》，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认真贯彻落实《条例》，全面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党和政府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有助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对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促进司法公正，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保证《条例》的顺利实施，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效组织法律援助工作，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支持和配合法律援助工作。
　　通过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无偿的法律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目标的实现。

　　二、增加财政投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为保证条例的顺利实施，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条例的规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财力状况，将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经费数额，逐步纳入年度财政预算。要随着当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的增加，并根据法律援助的实际需要安排经费，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为保证法律援助工作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省级财政部门应设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贫困地区予以补助；中央财政根据财力可能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积极探索建立资金筹措的社会化、经常化机制，广泛开辟政府财政拨款以外的法律援助经费筹措渠道，充分利用社会财力支持法律援助事业。
　　要对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加强管理和监督，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做到专款专用。

　　三、完善法律援助机构与民政部门的工作配合机制

　　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定期向当地民政部门了解有关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状况，各地民政部门应当将所掌握的本地区经济困难群众的情况，及时与当地法律援助机构进行沟通，并采取相应的便民措施，使困难群众得到及时的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机构依条例规定审查法律援助申请人的经济状况时，应根据县级以上(含县级)民政部门颁发的有关救济凭证或者出具的经济困难书面证明，及时为申请人办理有关法律援助手续，尽量简化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对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可向出具证明的部门查证。

　　四、建立法律援助与劳动仲裁的衔接机制

　　对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劳动仲裁部门要先行缓收仲裁费。受援方胜诉的案件，由非受援的败诉一方承担；受援方败诉的案件，依法裁定受援方当事人承担部分或全部仲裁费，该方当事人确有困难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

　　五、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为法律援助办案人员利用档案资料提供方便

　　国土资源、建设、卫生、工商、档案管理等部门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利用档案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应予支持，对于法院尚未立案的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人员可凭法律援助机构的证明查询，以免因缺乏有关证明资料，案件难以进入诉讼程序，但涉及国家机密等不公开资料的除外。
　　相关部门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查阅档案资料所涉及的相关费用应当予以减免，共同降低法律援助成本，减轻经费短缺给法律援助工作造成的压力。对档案资料查询费、咨询服务费、调阅档案(资料)保护费、证明费(包括学历、工龄证明、机构设置证明、房产地产证明、财产证明)予以免收；对相关材料复制费，包括原件复印、缩微胶片复印、翻拍、扫描费给予减、免，减收的标准按复制档案资料所需的原材料成本费计算。

　　六、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有关鉴定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减免收取或缓收法律援助案件的相关鉴定费用

　　为了解决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人因交不起鉴定费用而无法进入诉讼程序，从而无力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各鉴定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所涉及事项的鉴定给予减免的优惠。
　　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申请司法鉴定的，应缓收或免收鉴定费。受援人胜诉后，应向鉴定部门补交实际需交纳的费用，受援人败诉，交纳鉴定费用确有困难，鉴定部门给予减免。
　　其他非财政拨款的鉴定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申请人身伤残鉴定、亲子鉴定、笔迹鉴定以及财产评估等，实行缓收相关费用。受援人胜诉后，应向鉴定部门补交实际需交纳的费用。受援人败诉，交纳鉴定费用确有困难，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相关费用。

　　七、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监督，确保法律援助工作规范运行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包括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律师和社会组织人员的管理监督。对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对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从事有偿服务的，对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拒绝指派的和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履行义务的，对律师和社会组织人员在法律援助活动中收取当事人财物的，要依据条例予以处罚，保证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健康地发展。
　　严格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的程序规则。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在查阅、复制档案材料或者现行文件时，应出示法律援助机构出具的指派通知书(适用于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组织人员)或者介绍信(适用于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在查阅、复制档案材料或者现行文件时，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应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严格审查，严禁法律援助人员假借法律援助名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而免费查阅和复制相关材料。如发现有上述情形，经司法行政部门查证属实，承办案件的人员应按规定全额支付相关的查阅和复制档案材料费用，并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接受相应处罚。

　　八、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共同推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履行政府责任，将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各部门要加强协调和配合，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和反馈机制，经常沟通信息，及时帮助解决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认真贯彻落实条例，切实保障贫困群众的合法权益，努力使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群众都能获得法律援助，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二○○四年九月六日


　

中 国 著 作 权 的 发 展
--------2012《著作权法》修改意义


2012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发布后，引起众多争议。暂不评价其修改是否均合理，其体系是否完善，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此次的修改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下主动的修订，单此一点，就具重大意义。

一、中国古代版权概念追溯、特权保护
我国古代《礼记 • 曲记》曾有“毋剿说，毋雷同”的描述。而版权确是随着印刷术的普及推广而出现，在中国，可考证至北宋对国子监《九经》“出版权”的保护，其以禁令形式保护刻印出版者，较大程度上是一种特权的保护，而非私权保护，与欧洲君主特赐与出版商的翻印特权更相似。

二、中国古代现代意义版权的蛰伏期
中国古代流行“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观念，阻止了版权保护观念的发展，尽管印刷术先在我国出现，尽管我国宋朝就出现了通过单行命令禁止他人翻印印刷物的记载，但是现代的著作权制度却不在我国产生。
宋代有过对民事私权的版权保护（而非版权制度），晚清《书林清话》认为“翻版有禁例始于宋人”，并列举南宋《东都事略》“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板”。鉴于世界公认第一部成文版权法《安娜法》的原因，即是其将受保护的范围自印刷出版商扩大至作者、其他版权所有人。可以认为，宋代也有过少许对民事权利（现代意义版权）的一定保护，而不全部都是“帝国控制观念传播”，但确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关系，版权保护没有发展、版权制度没有建立，直至清末光绪帝仍为《九通分类总纂》颁布禁止翻印的赦令。故，著书观念、思想帝王控制、重农轻商下商品经济发展滞后等，直接影响了现代著作权制度的建立、发展，但“中国古代有无版权”无需讨论，援引人大李琛教授观点，“中国古代无版权”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版权制度的真正功能是维系作品与资本的结合，后者属于近代的产业结构。

三、版权、著作权的引入及区别
“版权”与“著作权”在我国著作权法上没有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七条：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但是从词源来看二者是有区别的。版权（Copyright）是英美法系的概念，最初的意思是“复制权”，侧重保护权利人的经济权利。著作权是大陆法系的概念，原意为作者权（Author's right），侧重保护权利人的精神权利。“著作权”一词日语译自大陆法系的法、德语，其含义是“著作人的权利”，而“版权”一词译自英语国家英美法系的copy right，本义是“翻印权”，日语译为“版权”。
“著作权”和“版权”对我国都是外来词，这两个词都是来自日本。版权是日本教育家福泽喻吉根据英文copyright译出(1869)。为参加《伯尔尼条约》，版权法正式更名为著作权法。著作权是当时主持法律修改工作的法学博士水野练太郎根据“作者权体系”(droit d'auteur)的概念转译创(1899)。
“版权”与“著作权”分别体现了两种立法模式，先有“版权”保护翻印权(copy right)，后有“著作权”保护作者人身权在内的相关权利，立法的重点转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从立法思想上看“著作权”要先进于“版权”，从立法的趋势来看，世界上都趋同于重点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随着两大法系的国家加入《伯尔尼公约》以及两大法系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目前二者在概念上的差别逐渐缩小。
清朝被迫制定的《大清著作权律》以日、美版权法为蓝本，我国现行版权法主要以伯尔尼公约为样板。

四、中国近代版权制度建立及发展
（一）非自发的被迫发展史
中国版权概念、保护追溯至古代，但中国版权制度、版权法并非直接来源于古代。而是在被迫的引进、修改中建立、充实及发展的。李雨峰博士后将版权法称为枪口下的法律，既是因此。他认为，自晚清已降，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一直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尽管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是沈家本聘用日本人起草的，但它却是在美国的敦促下完成的。
之后的民国及其继承者台湾地区的法律，为国内战争获取美国支持，1946年签订了《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因台湾多次被美国列为重点观察员后，1989年对版权法进行了修订。
新中国的著作权法，自 1979年《中美高能物理协定》、《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压力下，胡耀邦同志批复尽快草拟版权法， 199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后达成了《中美保护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直到2009年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因WTO专家组裁决中国著作权法第四条违反伯尔尼公约和TRIPS规定， 2010年著作权法被迫将第四条非法出版物的删除、修改。

（二）近现代枪口下的版权发展史概要
1、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
清末的1903年，清政府在被迫情况下，与美国签订《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首次使用“版权”；该条约中限制性规定“专备中国人民所用”，为1911年被美国经恩公司控告翻印《欧洲通史》侵权的商务印书馆赢得了诉讼，因为《欧洲通史》非“专备中国人民所用”。

2、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
1908年清政府派当时驻德国柏林的代办和商务参赞，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伯尔尼公约修改大会。1910《大清著作权律》在美国督促下聘请日本专家起草颁布，直接援引日本1899年著作权法近一半以上内容。

3、1915年《北洋政府著作权法》
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内务部发布《著作物呈请注册暂照前清著作权律分别核办通告文》，之后迫于美、日压力，1915年颁布《北洋政府著作权法》，基本为1910大清著作权的翻版。

4、1928南京国民政府《著作权法》
该法基本沿袭了《北洋政府著作权法》，遵循了大陆法系立法理念及模式。在权利内容上，就乐谱、剧本作品增设公开演奏或排演之权，这是中国著作权法首次在重制内容之外增设权利类型。

5、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船条约》
1941年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后，在1943年和美国签署取消在华治外法权条约，抗战胜利前夕，1944年《修正著作权法》。为平息因大量盗版而震怒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版商，并争取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支持，在美国压力下，1946年签订《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旨在保护美国知识产权。

6、1979年《中美高能物理协定》、《中美贸易关系协定》
在此期间，无论台湾，尤其大陆，版权的发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
1949年11月1日，新中国成立出版总署， 1950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1950年11月制止了新华书店大连分店未经世界知识出版社同意翻印《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图书的印刷，并赔偿了损失。之后先后出台《关于纠正任意翻印图书现象的规定》、《保障出版物著作权暂行规定（草案）》以及系列关于稿酬的规定，且排出了未来中国外国人的稿酬索取。但并没有系统制定著作权的制度、法规。
文革期间，稿酬因带有资产积极性质也被取消，甚至作者身份（署名权）也遭到了质疑，流行的说法是：“钢铁工人有必要在自己生产的钢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吗？如果没有，为什么知识分子享有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特权？”文革期间，世界知识产权总干事鲍格胥反复督促，试图吸收中国为成员国，督促建立完善的只是知识产权制度。
1977年以后，特别是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经济、技术领域合作以后，两国立即于当年签署建交后的两份文件《中美高能物理协定》、《中美贸易关系协定》。

7、中国当代版权立法的开端
受《中美高能物理协定》、《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影响，1979年４月，一份关于起草版权法并逐步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报告呈递到当时主管国家宣传工作的胡耀邦同志面前。胡耀邦批复：“同意报告。请你们赶快动手，组织班子，草拟版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