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


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濮阳市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


濮政〔2005〕5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濮阳市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濮阳市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上 市 交 易 管 理 办 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扩大居民住房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存量住房的流通，满足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范围内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首次进入市场交易的管理。
第三条　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本市市区范围内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应遵循自愿、公平、平等、合法的原则。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城镇职工根据国家、省、市人民政府有关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规定，按照成本价（或者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或者按照地方人民政府指导价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
本办法所称经济适用住房包括安居工程住房和集资合作建设的住房。
第六条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的形式包括买卖、交换、赠与等。
第七条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应符合《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96号）的有关要求。
第八条　下列已购住房不得上市交易：
（一）以低于房改政策规定的价格购买且没有按照规定补足房价款的公有住房；
（二）产权人住房面积超过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控制标准，超标准部分未按照规定补足房价款的公有住房；
（三）违反规定利用公款装修，未按规定退回装修费用的公有住房；
（四）已列入拆迁公告范围内的；
（五）已抵押且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转让的；
（六）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居住不满一年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宜出售的；
（八）市人民政府认为不宜上市出售的。
第九条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房屋产权人应持下列材料到市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交易手续：
（一）夫妻双方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结婚证或户口簿；
（二）房屋所有权证；
（三）居民个人拥有部分产权的公有住房，应当提供原产权单位同意上市交易且在同等条件下保留或者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意见。
第十条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交易双方应当签订合同，按照有关规定缴纳税费，并缴纳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价款。
第十一条　以成本价购买的公有住房上市出售的，其收入在按照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和土地收益后归个人所有。
以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可以先按照成本价补足房价款及利息，取得全部产权后，上市出售，其收入在按照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和土地收益后归个人所有；也可以直接上市出售，在按照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和土地收益后，其收入由职工与原产权单位按照产权比例进行分配。原产权单位撤销的，其应当所得部分由市房地产管理局代收后，纳入城市住房基金专户管理。
第十二条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出售后一年内，该户家庭又按市场价购进住房的，视同住房交换。其价款对等部分免缴契税。
第十三条　已购公有住房上市交易后，房屋维修仍按照上市交易前公有住房维修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个人缴交的住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资金的节余部分不予退还，随房屋产权同时转让。
第十四条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后，该户家庭不得再按照成本价或者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也不得再购买由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建设的住房。
违反前款规定，以非法手段按照成本价或者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或者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建设的住房的，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责令退回所购住房或者按照届时的市场价格补齐房价款，可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违反房改政策规定，按照成本价或者标准价多购的公有住房或者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建设的住房，上市交易时，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责令退回所购住房，或者按照届时的市场价格补齐房价款，可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后再次进入市场交易的，按照私房交易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房地产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影响的，按规定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各县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县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8年5月22日市政府印发的《濮阳市职工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暂行办法》（濮政〔1998〕28号）同时废止。



民事诉讼法断想
——兼谈民事检察制度

秦旭东


在初识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 ，加以之前对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学习，略略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不成体的理解和感想，是为断想。兼谈民事检察制度，则是有感于千百年来中国民权未彰，公权强霸，至今权利难制权力，权力之间缺乏制衡，而人们怀着深厚的“监督”情结，在民事检察制度上，高法和高检还为此论战不休。

民事，我的简单理解就是民间之事，涉及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而不牵扯公共政治。自罗马法始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作为私法，以私法自治为要旨，人们得以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利，可以为自己的幸福而追求、奋斗。耶林号召人们“为权利而斗争”，主要就是指这个权利。刘凯湘老师在讲授民法时特别强调民法的这一精神品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意义。虽然私权至上原则在西方已经有所缓和，但在一片专制主义幽灵不散的土地上，权利仍然有待张扬而非限制。

诉讼，这两个字给我的第一影响就是一架天平——而非剑或者盾牌——的形象。诉讼的本质特征在于：有平等对抗的双方当事人，有独立、中立的第三方作为裁判，裁判在听取双方的辩解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诉讼作为一种社会争端的最后解决手段，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固然是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诉讼具有一种天然的内在属性，即公正。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追求和调整原则上应由相关当事人自行解决。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间的有关财产和人身关系的纠纷，国家对其不宜直接干预，因此，法律赋予人们以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民事诉讼法只有充分保障人们的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才能体现以权利为本位的宗旨。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的诉讼才算得上真正的诉讼。陈瑞华老师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诉权才是最重要的人权。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获得一个hearing（听审）的机会，获得一个公平裁判的机会，可能比其它救济更重要。虽然这是从刑事诉讼上讲的，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公权力严守中立，维护公平，保障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维持他们之间的平等对抗，就更显得必要了。

我在前文中一直用“裁判”这个词，而不是“审判”。这两个词的差异背后实际上含义深远。裁判一词表明了一种超脱的态度，而审判则蕴含着职权主义的冲动。权力天性有一种扩张的欲望，却不说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以“打击犯罪、为民除害”为己任，按耐不住超职权的冲动，视嫌疑人、被告人为“万恶的罪人”，不除之不快，即便是在民事诉讼中，面对平等主体之间的“私事”，法官们总是主动出击，他们调查取证，控制和主宰法庭调查和辩论，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往往被漠视。当然，这几年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风起云涌，各种改革模式不断花样翻新，试图开创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然而进步相对于现状仍嫌不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被触动，如司法权的地方化、行政化、官僚化，法院不独立，党委、政府等权势机构可以随便插手，施予影响等。而在审判监督上,监督主体众多、多管齐下的机制似乎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反而问题多多。人大的个案监督，媒体的过度参与影响了审判独立；再审的启动途径过多且次数不受限制，造成终审不终；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苛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强调有错必纠，而有错必纠又缺乏客观标准，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和终局性；等等。

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们这样一个不重视制衡而强调监督的国家，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国的检察制度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深受苏联的影响，曾一度规定了极其厉害的一般监督。“苏维埃之眼”在苏联是警察国家最得力的专制工具之一，看过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就会不禁然想起那张恐怖的大幕。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的眼光虽然主要集中在官员身上，但却只是为了君主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我国现在的检察制度进行一些反思，使之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

关于民事检察制度，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对监督的范围、方式，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检察院一方认为他们不但可以对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进行监督，对合乎民诉法第185条规定的情况提起民事抗诉，还应当有权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并引用国外的“民事检察制度”来进行论证。而法院一方认为检察院的抗诉必然引起再审，可能影响其独立审判，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更不足取。两院在民事检察制度上常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尤其是检察院方面为自己尴尬的境地感到委屈甚至愤怒。一方面它是专职的监督机关，另一方面它的被监督者又往往不买他的帐。但我们是否应当尝试着去反思一下是不是它的触角伸得太长了。

有学者提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应排斥外在的监督和干预，监督对象应聚焦于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对错误裁判的纠正应归于上诉和申请再审等救济程序。法律监督不能涵盖民事诉权，检察机关不是民事主体，不能直接提起或参与诉讼，而法院内部由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直接启动再审的做法也不符合民事审判的自身要求。可取的是建立以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为主、检察机关有限的提起民事抗诉为辅的制度，建立司法惩戒制度，坚持事后监督和依法监督的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的监督仅限于法官的“非裁判性渎职行为”，而不得对其合法裁量权范围内的事指手划脚。

法院和检察院的观点难免受自身部门利益的影响，而后者的建议则客观、合理，较为可取。因为我国法院本来就不独立，检察院则更像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它握有法律监督权这把尚方宝剑，以强权者的身份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不管自己作为诉讼一方还是为某一方“撑腰”，都会令对手战战兢兢，法律的天平就可能失衡，从而背离了平等对抗的精神。现实中有的检察官甚至动用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进行“调查取证”，不得不让人们警觉。国外的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根本不同于我国。因为他们不是法律监督机关，只是作为国家或公共利益的代表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进行诉讼活动，只是一方当事人。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甚至在刑事诉讼中也不过是一方当事人，即只是政府的律师，他们没有居高临下进行监督的权力。在我国，对于民事诉讼中涉及重大的国家和公共利益时，可以由相关国家机关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提起或参加诉讼，至于应当起诉而无人起诉或者当事人不敢起诉的，检察机关不应越俎代庖，而应当立足于社会支持起诉原则。当然，建立和完善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健全法院内部制约机制是必要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公平游戏的规则，才符合民事诉讼法精神的要求。

所谓监督，本身就是一个自上而下不对等的关系，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监督者不一定比被监督者优越。当我们赋予监督者大无边的权力时，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是监督情结永远解不开困惑。既如此，是否应该换一种思维，将重点放在权力制约上呢？